治史三书（增订版） - 严耕望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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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治史经验谈
治史答问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
余英时
初见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那时我正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亲陪着两位客人在谈话，一位是两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识，但说一口道地的桐城话。我进客厅的时候，父亲也没有为我介绍这位同乡，而我则认定他是来探望父亲的。不过我有点奇怪，为什么周法高先生会在座呢？因为我虽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周先生和父亲并不曾见过面。这位生客并不擅言辞，在最初十几分钟之内，也一直没有说清楚他的来意。我只好坐在一旁纳闷。再听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这位生客大叫一声：“你是严耕望！”他笑了，我们也都跟着大笑起来。这是相当戏剧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没有过第二次这样的经验。但这次初晤也十足地显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质朴无华，根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其实他是来找我的，因为他从宾四师处知道有我这个师弟在康桥。我现在记述这一段往事，心中有说不出的凄怆，因为当时主客四人，今天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们初见虽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学则早在五六年前。我在新亚读书的时代，常有机会在课外听宾四师畅谈学术界的人物和轶事。有一次我问他，在他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之中，究竟谁是他最欣赏的。宾四师毫不迟疑地说，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严耕望，现已卓然有成。宾四师还补充一句，说：他是你的同乡，安徽桐城人。从此我便留心，想读他的论著。但耕望不写通论性的文字，我最早读到的是《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刊于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评论》为宾四师六十岁祝寿的专号上，深赏其运用史料之广博与生动。后来又在史语所《集刊》上读到关于唐代尚书省演变和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长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细而又能见其大。在我们相见之前，我对他的认识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宾四师鉴赏的准确。
在这篇简短的悼文中，我只想以最概括的方式谈两个方面：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史学取向。
和耕望相识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学术的全心奉献。我们平时也常说“为学问而学问”、“献身学术”之类的话，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最感人的活的范例。一九五七—五九两年，他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已卓然成家，而且足以传世的《唐仆尚丞郎表》四巨册也出版了。但是这两年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比我们做研究生的人还要勤奋。每天早晨九点钟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面着开门，下午五点钟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原来他正在为他的下一个巨大的研究计划作为准备，遍读有关唐代历史地理的中日文书籍，并做详细的笔记。不但如此，为了要通解日文，他还和我们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学年的初级日文，每天一小时。当时教我们日文的是哈佛燕京社社长赖世和教授，后来曾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由于讲授时是用英语，他有时不甚明白，便找我一起讨论。他那种认真不苟的神情，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
一九七九年春季他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了一学期的访问教授。因为历史系没有空余的房间，我请校方在我的办公室中为他安置了一张大书桌，使他可以工作并接见研究生。研究生中真能有资格向他问学的人自然不多，因此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进行自己的研究。也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由于有这几个月的同室之雅，我对于他的治学精神才获得更深一层的亲切认识。这时他正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传之久远的大著作，因此从香港携来了无数笔记卡片。这些笔记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读书功力，有些是写在抗战时期的粗糙纸张上。他告诉我，他有系统地摘录资料，自大学时代便已开始从来没有中断，所积资料已不下二十万件。以唐代而言，两《唐书》之外，一千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类卡片。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最能显出他的“恒德”，这是从清代朴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如陈澧撰《东塾读书记》、孙诒让撰《周礼正义》都在事前有长时期的札记工夫。
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切地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宾四师对他知之最深，一九七三年六月给他的一封信上说：
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唯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我认为这是对他的学术人格的最真切的写照。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这句话我也完全有资格作见证。上引宾四师的话是因为他坚决不肯应征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的职位而引出来的。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有一位“讲座教授”，其主要职务是处理系的行政。即使行政可由他人代理，这个名位也必然带来许多学术以外的活动。同年七月我回到新亚工作，也曾一再请他考虑，他丝毫不为所动。一九七九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团员中包括钱锺书、费孝通等人，是当时一大盛会。我受学校的委托，在家中接待代表团。无论在公在私，我都必须邀请耕望与会，但他也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像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别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部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他的忠厚存心尤为少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所谓“以儒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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