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史-何忠礼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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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治史绪 言第一章 北宋的建立与宋初政治1北宋的建立与宋初政治2第二章 太宗朝的政治——“文治”的第三章 真宗朝的政治——“积贫积弱”第四章 北宋的户等划分和赋役制度第五章 仁宗朝的政治——“积贫第六章 神宗朝的政治与煕、丰第七章 哲宗朝的政治第八章 北宋末年的政治——宋徽宗、第九章 “海上之盟”及北宋的灭亡第十章 南宋的建立和高宗朝1南宋的建立和高宗朝2第十一章 宋、金议和第十二章 高宗朝中后期的政治1高宗朝中后期的政治2第十三章 孝宗朝的外交和内政第十四章 光宗、宁宗朝的政治和第十五章 理宗朝的政治和对外关系1理宗朝的政治和对外关系2第十六章 贾似道擅权和度宗朝的政治第十七章 南宋的灭亡后 记
绪 言
学习和研究宋代史，正确界定其所处的时代十分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认识这个朝代的特点和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根据唐宋之际发生的各种巨大变革，首先提出了宋代近世说的观点。他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该文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10年出版，今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文中指出：在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唐与宋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断层，宋以后应该是近世。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宋代近世说的观点。1918年到1920年，内藤在他所撰《中国近世史》(该书有1947年（日本）弘文堂初版本，今收入夏应元选编《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他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古代（先秦到东汉后期，即三国以前）—中世（三国、两晋至唐末）—近世（五代以后，即宋元为近世前期，明清为近世后期）—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这样四个发展阶段。内藤氏认为，唐宋之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的区分时期。他对宋代近世说规定的基准是：一、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君主独裁的出现。他认为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这里所指的贵族，并非血缘贵族，而是指士族势力，如唐太宗即位后，他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发现第一流的世家是博陵崔氏和范阳卢氏等，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终于走向衰落，代替的是君主独裁政治，任何人要做高官，不能靠世家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二、官僚地位的变化。从他们进身入仕来说，以前靠察举，现在靠科举；从权力来说，以前还有相对的一些独立权力，如封驳之类，后来越来越成了皇帝的工具，即使宰相，也不再是辅佐天子，而与秘书官差不多。三、百姓的地位发生显著变化。这表现在农民开始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均田制）下得到自由解放（两税法），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使私有财产权得到确立。四、货币经济从宋代开始有了很大发展。五、庶民文化的勃兴。这里的文化包括经学的变化，文体的变化，民间文艺的兴起等等。换言之，唐宋之间，无论是政治、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表明唐宋之间确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大分水岭。这就是内藤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和宋代近世说。其说后来为他的学生、京都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及其弟子所继承和发展(宫崎市定撰有《东洋的近世》一文，从交通、经济、政治、国民主义、文化诸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说的理由。该文载《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局1992年版。今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京都学派。
1945年以前，日本史学界对宋代近世说没有人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反省和唯物史观的传播，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1947年，自东京大学毕业的学者前田直典继承其老师加藤繁教授的观点并加以发挥，起来批判宋代近世说，他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古代（唐以前）—中世（宋元）—近世（明清）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他的这一观点发表在1948年《古代东亚的终结》(该文收入前田直典《元朝史研究》一书，东京大学大学会1973年出版，今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一文中，给当时的学术界以极大的冲击。前田氏认为，唐以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与内藤、宫崎两氏所谓的古代（三国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京都学派的中世与他们所谓的古代，十分难以区别”。因而应当仍属于古代时期，唐代的文化所以能为古代日本所接受，那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都具有古代性质的缘故。进入宋代则是农奴制时代，亦即近世。由东京大学毕业的周藤吉之教授，于1948年发表了《宋代的佃户制》 一文，从各个角度论证了宋代农民的地位，作出的结论是：“宋代的佃户一般地隶属于地主，不能自由地脱离地主而独立，生活也依靠地主，如奴隶般地被役使，社会上也把他们看作准奴隶。”(该文收入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出版。又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4页。)这就为前田直典所谓的宋代中世说找到了阶级根据。前田和周藤两氏关于宋代中世说的观点，得到了东京许多著名史学家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与京都学派相对立的东京学派。
实际上，中国古代学者对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也早已有所察觉，生活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史学家陈邦瞻（？—1623）即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陈氏在这里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的理论，他所谓的“鸿荒”，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原始社会，“唐虞”是出现了王与庶民等级的阶级社会，从原始社会经夏商周三代至于战国，也就是先秦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自两汉到唐、五代，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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