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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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郑天挺先生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天津下船时合影
（左起：沈兼士、张庭济、郑天挺、魏建功、罗常培、罗庸、陈雪屏）
一九三八年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一九四三级毕业纪念合影
（前排左起：孙毓棠、郑天挺、葛邦福、雷海宗、吴晗、王信忠、邵循正）
郑天挺夫人与孩子们合影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日记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日记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日记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日记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日记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日记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日记
潘介泉先生为作证明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日记
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日记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日记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菜单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日记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手稿
《水龙吟》词为胡蒙子先生祝寿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
魏建功先生为刻竹杖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
梅贻琦先生来函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
蒋梦麟先生来函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
傅斯年先生来函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郑天挺先生护照
（一九三八年）
西南联合大学关防
（一九三八年）
日寇飞机轰炸所发之传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序
郑天挺先生晚年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西南联大，他说：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文化史料》第四辑，一九八三年）
的确，联大当时在人事安排上，确实是互相尊重、维持合作的。以联大历史系为例，当时傅斯年即对北大教授姚从吾及郑先生说：“你们都不要作联大系主任，让别人作。”八年中也确实如此，历史系教授间始终团结一致，努力教学。
又如一九四〇年初，梅贻琦让郑先生做总务长。郑先生不愿意，他的北大友人亦不赞成。后考虑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合作局面，这些人又反过来敦劝郑先生就任总务长，以利团结。冯友兰、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还专程上门，留“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条而去；后又在周炳琳、傅斯年、蒋梦麟之劝说下，郑先生才正式就任联大总务长一职。且原约仅任半年，不意竟做到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这就是郑先生上文所说的“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
郑先生联大日记手稿基本齐全。他到昆明前两年，主要是承担教学、研究生培养及北大行政工作，日记记录了他在战时的教学、科研情况，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办学思想及学术见解。一九四〇年后，他除教学外又任联大行政职务，工作和会议繁多，记录内容涉及联大教学、规划、人事、行政、三校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又因他一直住集体宿舍，每日来访者甚多，故也记录不少当时教授们对学校、对政府及对时局的看法。因之对于研究及关心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日记本为自用备忘，并未考虑发表。早在十年前中华书局即建议将此部分日记出版，家属出于多种考虑，未作同意。近年研究西南联大历史与办学经验的学者日多，急于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当年联大教师又多已作古，中华书局又再次催促，家属方同意，并将日记手稿交付中华书局编辑部。但这些记录出自七十年前，牵涉到的人和事及关系又多且复杂，故仍不乏顾虑。由于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每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对事物的理解亦不可能是相同的。因此，希望读者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日记中所记录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往事。我们相信，读者亦必会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日记的。
本日记经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北大校史馆马建钧、郭建荣先生，学友封越健和孙卫国等先生的多方鼓励与热忱帮助，得以出版，万分感谢！尤其是俞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团队敬业精神，更令人感动！
郑嗣仁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注：文中出现的“□”同原版纸书
点校凡例
一、本书据郑天挺先生日记手稿点校。原稿今存一九三八年六册、一九三九年四册、一九四〇年四册、一九四一年二册、一九四二年四册、一九四三年二册、一九四四年四册、一九四五年四册、一九四六年一册，总计三十一册。
一、日记起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讫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中阙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十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故定名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一、日记稿纸除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二月八日、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七月十四日之外，皆郑先生据大纸手裁散页，写好后再装订成册者，故中间偶有错乱，已据时间顺序调整。
一、日记所阙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部分，为郑先生曾借与罗常培先生撰写《蜀道难》参考，一直存罗先生处。“文革”期间，罗先生日记并郑先生此部分日记，不幸同时被付之一炬，因此不存。而罗先生《蜀道难》亦按时日铺写，故将该文系于是年之下，作为必要之补充。
一、原稿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部分，凡遇月则署“中华民国某年某月一日”或“某年某月一日”，次即仅作“某日”；并于日下隔日（亦有隔二日者）注阴历或星期，及天气情况。自一九四二年起，每日皆署“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日下并注阴历与星期，及天气情况。为便于翻检，今于年下只系月，月下只系日；后所注阴历、星期等，不作统一。
一、日记内附有若干学术文章之底稿。凡正式刊发者，今仅存目，文末之跋语则予以保留，并出注说明刊载情况。
一、日记内附有若干剪报，或粘黏，或散置。凡郑先生未作批点或内容为重大事件而较易检索者，一般仅存其目而略其文。
一、日记内附有若干来信，或粘黏，或散置，皆附录于相关日期之末。凡未入日记册内之其他重要来信，选择数页置卷首，作插页，以供参考。
一、日记原为繁体字直写，今改作简体字横排。凡不关涉语义辨析及特殊用法者，皆改用通行简化字，一般不作类推简化。至于日记内所用当时之语词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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