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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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经典版）黄仁宇　著中华书局
增订纪念本出版说明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这一年，“文革”终于结束了。至今，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宇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在黄先生一生丰富的著述之中，《万历十五年》无疑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而他却已经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2000年，遽归道山了。为了纪念《万历十五年》问世三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增订纪念本”。《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两年之后再版时，增入两段附录和《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后者是黄先生应中华书局《书品》杂志约稿而写作的。此后，本书多次重印。此次出版“增订纪念本”，我们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和注释，细检了标点和体例，改正了多处错误，使全书文字更趋完善。附录是重新编定的。两篇《神宗实录》编为附录一。附录二则收录了黄先生的两篇文章，除《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之外，另一篇是黄先生在该文中提到的《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这场战役发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是关系明朝生死存亡的转折点。而明军的失利，其根子仍在其官僚制度。这对理解《万历十五年》的主旨是有力的补充。附录三收入了三篇文字。第一篇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寿的富路特先生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文字虽短，但见解精辟。第二篇是美国著名作家欧蒲台（厄普代克）的长篇书评。他在给黄仁宇的信中说：“我从纽约《时代周刊》获悉您的大作。虽然它与我的知识范围相距甚远，但我还是请求在《纽约客》上为它写一篇书评。”它代表了当时美国的知识界对此书的看法。第三篇文字是黄先生的妹妹黄粹存女士写的。这是一篇对《神宗实录》中万历皇帝与申时行对话纪录的读后感。黄先生在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信中提到，“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并希望可以发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本出版时，插入了十六页的图片。中文本初版时，因为技术原因，未及插入，为此，黄先生深感遗憾。实际上，在他着手写作此书时，就希望呈现给读者的不光是文字，还应该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甚至他还为无法得到明代的“听觉材料”而遗憾。为了了却黄先生生前的愿望，此次新版，我们依据英文版的图片资料和说明文字，配合全书的文字内容，重新精选了一部分图片，分别制为随文插图和彩图。希望读者能够借助这些插图，更好地理解全书的内容。此次编辑《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得到了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富路特序言和欧蒲台书评，由徐卫东翻译，王瑞玲、胡永华校订；随文插图说明文字由徐卫东从英文本转译，在此一并致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译文中引用《万历十五年》的原文，与中文本文字不尽相同，是因为引文所据为英文本。中华书局编辑部2006年6月
自　序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委托黄苗子兄和中华书局联系。承中华书局慨允，此书的中文版遂得以和读者见面。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五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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