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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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傅国涌
第一编 执柄大义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万恶之原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社会——群众
社会的信条
破坏
中国狗与中国人
多言的政府
政府与提倡道德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21
盛世危言
“五四”二十五年
天朝洋奴万邦协和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
第二编 北大讲义
史料论略67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论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文人的职业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止有儒墨为有组织之宗派
论春秋战国之际为什么诸家并兴
论战国诸子之地方性
论墨家之反儒学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齐晋两派政论
梁朝与稷下
论《太史公书》之卓越
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76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78
第三篇 新潮西潮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新潮》发刊旨趣书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人生问题发端
美感与人生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教育崩溃之原因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论学校读经106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选载）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闲谈历史教科书
附录一傅斯年大事年表
附录二《傅孟真先生集》序 145（胡适）
编辑说明
 版权信息
书名：天朝 洋奴 万邦协和
作者：傅斯年
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ISBN：978-7-5112-2882-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读
傅斯年：一个“五四”之子的道路/傅国涌
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而且成了扛大旗的人。正是他和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大时代的浪头上。1945年7月，当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席长谈，并当面推许评他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他却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临行时毛泽东手书北宋诗人钱惟演的诗句相赠：“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傅斯年曾留学英、德七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首先是个史学家，从1927年到1936年的十年间，他致力于史学研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治史，除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他还把语言学的观点、自然科学知识与研究方法引入了史学领域。
然后，他是教育家，青年时代他就立志“以教书匠终其身”。从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到抗日战争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去世，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正是他以全部热情投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先后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使这些学术、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海峡两岸一大批声望卓著的史学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在动荡的乱世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独立评论》和天津《大公报》发表了《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中日亲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局危言》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的幻想，并予以严厉抨击。对国联无能为力的暧昧态度，对国联调查团关于东北问题的报告书都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同时提出8条具体的应变举措。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不犹豫地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到1934年6月，他还在强调，局势至此，“政府与国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为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主张决不和日本说客气话，作敷衍态，堂堂正正地从东北问题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帮助，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变局。总之，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就在《地利与胜利》文中对战争走势作出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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