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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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孔丘《论语・宪问》
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
——[意大利]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
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
——[法国]托克维尔《与友人的信》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5]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10]《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1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3]《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14]《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15]《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16]《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8]《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9]《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20]《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21]《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22]《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23]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4]《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25]《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26]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7]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8]《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29]《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30]《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31]《商君书・靳令》：“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32]《汉书・食货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33]《商君书・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
[34]《商君书・垦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35]《商君书・赏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36]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33页。
[37]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9页。
[38]语出《论语・颜渊》。
[39]语出《墨子・尚贤中》。
[40]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4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7页。
[42]在民国学者中，胡适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据余英时的考据，胡适从1926年到1941年，一直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参见余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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