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物》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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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经济动物
作者：【美】塞缪尔·鲍尔斯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磨铁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ISBN：97875536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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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两位恩师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先生和查理·林德布洛姆先生
序言
任何一部花费近30年才完工的书籍都需仰仗很多人的帮助。本书部分内容是基于我在耶鲁大学的卡斯尔系列讲座整理而成的。经布赖恩·加尔斯滕、菲尔·戈尔斯基、劳里·桑托斯、史蒂芬·史密斯和克里斯·尤德里等多位前辈的指点，本书内容已有诸多改进。
这是我第二次受教于耶鲁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第一次是我在学习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时候。该专业同时也是我在卡斯尔举办讲座的赞助商。鉴于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查理·林德布洛姆，他的课程给我以灵感，促使我积极思考和分析，向学术学科的既定界限发起挑战（林德布洛姆在耶鲁大学提出的观点仍为多个学科所接受，这些领域的学者都对我的卡斯尔讲座内容做出了评论，包括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心理学家、两位政治科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在此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师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学习经济学史。他让我明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更好管理、如何逐步演变等大问题值得研究，有时还能得出答案，尽管获得的答案并不是我当时想要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开始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仰仗九月研讨会成员的帮助逐步形成的，如普拉纳·布巴德汉、罗伯特·布伦纳、哈利·布里格豪斯，及已故的杰拉尔德·科恩、乔舒亚·科恩、乔恩·埃尔斯特、苏雷什·奈杜、菲利普·范·派瑞斯、亚当·普沃斯基、约翰·勒默尔、丽贝卡·萨克斯、西娜·谢夫林、希勒尔·斯坦纳、罗伯特·范·德·维恩和埃里克·奥林·莱特，圣菲研究所工作组在行为和体系的协同进化上给予了我支持（从1998年起）——拉瑞·布鲁姆、罗伯特·博伊德、赫伯特·金迪斯和佩顿·杨。金迪斯有关社会如何塑造我们取向的博士论文以及此后我与他的合作，对我思考这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中很多观点都是规范与偏好研究网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的。我要向这一研究团队的成员致谢，包括其负责人罗伯特·博伊德和金迪斯，还有科林·卡默勒、马丁·达利、恩斯特·费尔、西蒙·加埃希特、爱德华·格莱泽、乔治·勒文施泰因和已故的马戈·威尔逊。（除上述我已提到的人员外）我还想特别向如下人员致谢，感谢他们为本书初稿提出的意见、建议和他们对研究做出的其他贡献——马扎林·巴纳吉、尤查·本科勒、朗希尔德·豪格利·布拉滕、胡安·卡米洛·卡德纳斯、温蒂·卡林、露丝·格兰特、乔舒亚·格林、乔纳森·海特、基兰·希利、贝恩德·爱伦布施、雷切尔·克拉顿、乌戈·帕加诺、伊丽莎白·费尔普斯、桑德拉·伯兰尼亚-雷耶斯、卡洛斯·西克特·罗德里格斯、达莉亚·洛斯迈尔、保罗·西布赖特，特别是伊丽莎白·让·伍德。
我的合作者黄孙和及桑德拉·伯兰尼亚-雷耶斯是本书部分章节的实际作者，我非常感谢二位允许我使用我们共同的研究成果。第5章使用的是刊登在《哲学与公共事务》上的文章，我为该期刊能允许我将此文章收入本书表示感谢。第3章和第4章中包含同伯兰尼亚-雷耶斯一起刊登在《经济文献期刊》（2012）上所用的材料。
苏珊·卡尔、奇亚拉·瓦伦蒂尼，特别是艾瑞卡·本纳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在我讲述的故事中是一个既出色又复杂的人物，他的意大利文著作《罗马史论》和《君主论》选段是由我独立翻译完成的。
圣菲研究所和锡耶纳大学的切尔托萨·迪·蓬蒂戈内诺为我的研究、思考和书籍的撰写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他们的员工使研究变成了享受，让一切成为可能，对此要特别感谢圣菲研究所图书馆的玛格丽特·亚历山大、乔伊·革力占耶、芭芭拉·金贝尔和苏珊·麦克唐纳。我还要感谢尼科尔·维拉尔·赫尔南德斯在研究中为我提供的便利。达维德·梅尔坎吉和萨伊·马杜扈利卡·马穆努鲁，感谢他们二人提供的数字和索引。借此机会，我想向麦克阿瑟基金会、圣菲研究所行为科学课程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金融支持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向已故的乔治·考恩和阿黛尔·西蒙斯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研究道路上给予我的信心和多年来的支持。
你也许感到奇怪，这样一本小书为何会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完成，简言之，是我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这段故事我大概讲一讲。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市场和激励措施的文化效应时，我发现自己研究的模型分外抽象，我无法在其中点出这一主题让我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即制定更好的政策、体系和原则时所面临的实证主义挑战。我只得在初始状态下进行模型的研究：我所掌握的数据无法佐证我提出的关于人类伦理、本质和其他非经济刺激的假设，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激励措施、法律约束和其他公共政策手段的影响。同时还有更严肃的顾虑——不仅涉及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此类动机是否可普遍应用以佐证研究的严谨性。
自20世纪90年代起，情况出现了转变。（先前提到的）规范和取向研究网络使我有机会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同约瑟夫·亨里奇以及众多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起）开展一系列文化行为实验。我还积极地从其他实验中汲取经验（特别是恩斯特·费尔、西蒙·加埃希特、阿米·福克、乌尔斯·菲施巴赫尔及苏黎世学院）。由此，第3章、第4章、第5章的实证概览开始逐渐形成。
约在世纪之交，我开始研究所谓的下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实验得出的结论，人们的表现比经济学家或前卫生物学家想象的更加慷慨，更有公德心，那么便有一个难题随即产生。自然选择和当时任何一个文化演变模型都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于是，我就人类社会行为展开研究，努力收集考古学、伦理学和人种学方面的理论依据。我同蔡荣荃、阿斯特丽德·霍普芬茨及金迪斯等学者一起开始塑造模型，使用计算机模拟，对文化和生物进化进行了描述。我和金迪斯在《协同物种》（本书已于2011年出版）中将其命名为人性。这一成果即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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