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书系：今天的历史学家在做什么？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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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总目录
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修订版）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典藏版）
陆游的乡村世界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
再版自序
本书初版2016年问世之后，曾引起书评界和学界一些反响。其中，澎湃新闻的黄晓峰兄率先提出若干小标题上的修改意见，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陈江博士指出两处引用书名上的错误，本系曹南屏博士则指出了一个以今律古的地域区划错误，湖南师范大学吴仰湘教授则告诉我《皮锡瑞日记》中所提及的“蓉墅”情况，同济大学的叶隽教授也指出一处英文引用的疏失。最可感者是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教授，他细心校改拙书，指出多处书写或印刷上的漏失。这些问题，此前的初版重印本（2017）中已经大部分更正，这里再借此次出修订版的机会特别向他们六位表达感谢。同时也向为本书撰写过评论的戴海斌兄、饶佳荣兄、刘苏里先生、刘文楠教授、林颐先生、张求会教授、叶隽教授、傅杨兄、陈思言、郑渝川先生、俞诗逸同学、邓倩倩同学和刁培俊兄等表示感谢。同样要感谢的，还有其他一些读者或网友的意见反馈，尽管个别评论和反馈也不乏误读和苛责之处。
接下来简要回应一下某些读者对拙著的评论。有评论者指出笔者使用的材料太多，解读太少，这或许是笔者长期以来的顽固所致——笔者觉得让史料自身说话，而不是由研究者简化代言，或许更有助于增加论述的说服力，同时也可以让读者更好意识到引用者或解读者是否存在附会、歪曲或割裂史料之处。当然此做法更可能是与笔者的才思困顿、有心无力有关，只好偷懒。
还有读者质疑拙著不关注读者反应，用的皆是精英资料等。其实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即是侧重于传播学的视角，侧重于读者反应，尤其是关注非精英读者的反应，并试图运用多种类型的材料（包括一些精英史料）来再现他们的声音，这也是十几年来笔者在做阅读史研究中一直坚持的。
总之，很荣幸这本旧作能够有机会出修订版。过去五年，笔者一直在对此书进行完善补充，特别是利用最近几年新读到的资料，对初版中的各章节内容进行了增补，篇幅增加七万字左右，尤其是对引论部分和第七章内容进行了重写，各章节标题也有更改，同时更正了一些错讹之处，删除了个别武断之论。在此意义上，与旧版相比，修订版应该会问题稍少一些。只是鉴于新版字数稍多，为了节约篇幅，就舍去了2016年初版中王汎森先生的序言与作者的致谢。
在撰写与修订本书的过程中，有幸得到诸多学者、师长和朋友的指点与帮助，本书初版致谢中已经表达，这里再补上本书修订过程中惠予帮助以及初版时没有来得及感谢的师友。他们是本书初版时的责编赵薇、邵璐璐、夏仲壮、李期耀四位，以及负责同我接洽联络的宋荣欣主任，他们当年耗费假日审稿，对我反复多次的修正也不厌其烦，特别应该表达迟到的谢意。最后感谢这次修订版的责编陈肖寒博士。他本人即是一位颇为优秀的历史研究者，由他负责本书的编校工作，无疑也是笔者的幸运，而他细心的编校，的确纠正了一些笔者习焉不察的问题。当然还要谢谢《新京报》和国家图书馆，让笔者在2017年初先后获得两个意外之喜。
引论
一 “新名词入诗”
二 新名词之批评
三 捍卫新名词
四 表达与实践
五 新名词之运用
六 本书主旨
第一章 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
导言
一 前现代中国阅读文化管窥
二 新小说
三 改良戏曲
四 检讨
小结
第二章 “淫书”的社会史
导言
一 强种关怀
二 广告宣传
三 著译旨趣
四 译者与作者
五 支持者的表态
六 反对者的批评
七 梁启超的指责
小结
第三章 “黑格尔”的接受史
导言
一 译介黑格尔
二 哲学译著中的黑格尔
三 援用黑格尔
四 章太炎与黑格尔
小结
第四章 “古腾堡”的接受史
导言
一 古腾堡的西方形象
二 中西印刷术对比
三 发明古腾堡
四 中国印刷术与古腾堡
小结
第五章 世界语的接受史
导言
一 刘师培初倡世界语
二 刘章分歧
三 坐言起行
四 事随境迁
小结
第六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
导言
一 出道
二 福湘女校事件
三 《湖南教育月刊》
四 求助名流
五 其他活动
六 接受及传播
小结
结语 种瓜得豆
一 “唯公言是听”
二 “亡国之媒”
三 “以学亡国”
参考文献
引论
一 “新名词入诗”
1903年1月8日，上海一个立场比较激进的杂志《大陆报》第2期“文苑”栏目刊登了七首未署名的新名词诗歌，其中一首云：“倡女权，制人格，扬眉吐气。驱异族，返黑龙，神州重复文明俗，黄人一雪努力耻。痛饮威士忌几千钟，痛饮白兰地几千钟。”
[1]

看得出，这首充满新名词（如“女权”“人格”“神州”“文明”“黄人”“威士忌”“白兰地”等）的“漫歌”用语拼凑，品质不佳。同期《大陆报》及该杂志其他期乃至当时诸多趋新报刊上登载的新名词诗，品质也大多相仿。
其实，由于字数、平仄、押韵等的限定，诗这一传统文体并不太适合用不雅不驯的外来新名词填充，但是这样的“新名词入诗”表达虽然往往流于粗率——正如梁启超当时的反思“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2]

在当时却非常吸引年轻人，正好反映了19世纪末以来梁启超等人通过《清议报》《知新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起的“诗界革命”之影响。
[3]

如这时（约1903年初）喜欢读新书新报的二十岁青年吕思勉即写下一首新名词诗言志，自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欲倡东方民约论，廿年落拓一卢梭。关山萧瑟悲秋气，风日苍凉感逝波。不为恩仇始流血，尽夺新旧费调和。闻鸡起舞中原意，我亦年年夜枕戈。”据作者自述，写作这首诗时自己“思想极驳杂，为文喜学龚定庵，又读梁任公先生之文，慕效之，诗文皆喜用新名”。
[4]

而受到趋新风气影响的武昌少年朱峙三在1906年自己二十岁时也拟写十首七绝诗作为纪念，“时尚文明，遂用新名词于诗句中”，但仔细阅读诗作后，朱峙三自感“不佳，拟毁去”
[5]

。更有人用新名词去填充艳诗。像《新世界小说报》1906年第1号即刊出一则青年学生使用新名词的艳联：“留学生某将授室，同学拟以联幛为贺，苦无佳句。某君为撰一联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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