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文集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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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 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

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书 名】万历十五年

【内容简介】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蛰--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自序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 Huang，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色。

　　我对明史感觉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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