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暄琐话》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负暄琐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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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吕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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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行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交往三十年，每相聚，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自以为相知不可谓泛泛。然而直到读了《负暄琐话》之后，我才仿佛看到了他的更深的一面。他博极群书，中土之外兼及西方，尤其在哲学方面，青年时期曾下大力气做过深入的探索；他兴趣广泛，举凡金石书画、文物骨董等等，都有过非同一般的钻研；他身历几个时代，备尝生途的艰辛。因此听他评说世事，谈论古今，臧否人物，总是使我开眼界，受启迪，深深地叹服。不过，由于他出语冷峻，难得流露感情，我又一直觉得他只是在客观地，甚至是漠然地剖析这个大千世界，而从不为这个世界所动。他似乎是一个超然的观察家，一个宁静的学者。三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与工作(严格说来这工作并非他真正的专业)相联系的著述之外，没有写过他应该写的东西。我常常想，这可能就同他的“漠然”有关吧?现在，《琐话》纠正了我这个想法。记得刘知几说过，知人论世要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这可以算是至理名言。其实不光是搞史，做任何学问都不能缺少这些条件。但是《琐话》的出现使我感到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情”――对人间的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情是一种动力。没有这种动力，即使是卓荦超群之士，他的才、学、识也将蒙上灰尘。看来中行先生并未忘情，他被这动力推着，在古稀之年还孜孜LL手不停书，面对人间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琐话》六十馀则，以谈人物为主。人物中有赫赫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却颇可一述的奇士。相同的是，他们全都可入现代的《世说新语》。通篇思想之淳厚，文字之精美，不需要我来赞一辞。这里只想说一点，就是作者对他所谈的人和事倾注了那么深沉的感情，而表现出来的却又是那样的冲淡隽永。我们常常能够从这冲淡隽永中咀嚼出一种苦味，连不时出现的幽默里也有这种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中行先生说他的《琐话》是当作诗和史来写的，这种苦味也许就是最好的说明。
　　三十多年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单颜色的，而且是剑拔弩张的文章实在太多了。近几年大有好转，但是平心而论，朴实清淡，能够让人静下心来咀嚼，并从中获得价值观念上的教益和艺术欣赏上的享受的文章，毕竟还嫌太少。我们相信，《琐话》将会使读者得到这两方面的满足。
　　承中行先生惠寄原稿，使我有幸先睹为快。先生并嘱为序，我不揣谫陋，谨述感受如上。
　　198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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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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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时候读《论语》，看到《子罕》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话，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的名言。那所得的是知识，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感伤之情还没有机缘闯进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
　　可惜的是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老了，有时也想到三不朽。可是惭愧，立德，谈何容易；立功，已无投笔从戎的勇气；立言，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精思妙意。或者损之又损，随波逐流?可惜连挤满年轻人的园林街市也无力去凑热闹。那么，还食息于人间，怎么消磨长日?左思右想，似乎可做的只有早春晚秋，坐在向阳的篱下，同也坐在篱下的老朽们，或年不老而愿意听听旧事的人们，谈谈记忆中的一些影子。
　　影子的内涵很杂，数量不少，这里抄存的是与上面所说之“境”有关的一点点。选这一点点，是考虑到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可感，就是昔日曾经使我感动或至少是感兴趣，今天想到仍然有些怀念的。二是可传，就是让来者知道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逝者如斯，长生、驻景都是幻想，永垂不朽只能存于来者的感知里。遗憾的是存于来者感知里的数量太少了，尤其是不曾腾达之士。《史记・伯夷列传》末尾有这样的话：“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由太史公到现在，又两千年过去了，“名堙灭而不称”的真是不可数计了。我，笔拙言轻，但希望是奢的，就是很愿意由于篱下的闲谈，有点点的人和事还能存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这样，当作玩笑话说，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那么，古人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设想有的人有时也许一人枯坐萧斋，求博弈不得，那就以此代替博弈，或者不是毫无用处的吧。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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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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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馀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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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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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初，我还没离开北京大学的时候，忽然听说黄晦闻先生去世了，依旧法算才六十四岁，超过花甲一点点。当时觉得很遗憾，原因是他看来一直很康强，身体魁梧，精神充沛，忽而作古，难免有老成容易凋谢的悲伤。还有个较小的原因，黄先生在学校以善书名，本系同学差不多都求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他态度严正，对学生却和气，总是有求必应。本来早想也求他写点什么，因为觉得早点晚点没关系，还没说，不想这一拖延就错过机会，所谓“交臂失之”了。
　　黄先生名节，字晦闻，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老教授。他早年在南方活动，有不少可传的事迹，如与章太炎等创立国学保存会，印反清或发扬民族正气的罕见著作，参加南社，用诗歌鼓吹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等等。他旧学很精，在北京大学任课，主要讲诗，编有多种讲义，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等，都可以算是名山之作。诗写得很好，时时寓有感时伤世之痛，所以张尔田(孟劬)把他比作元遗山和顾亭林。
　　黄先生的课，我听过两年，先是讲顾亭林诗，后是讲《诗经》。他虽然比较年高，却总是站得笔直地讲。讲顾亭林诗是刚刚“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讲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话阐明顾亭林的感愤和用心，也就是亡国之痛和忧民之心。清楚记得的是讲《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联“名王白马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他一面念一面慨叹，仿佛要陪着顾亭林也痛哭流涕。我们自然都领会，他口中是说明朝，心中是想现在，所以都为他的悲愤而深深感动。这中间还出现一次小误会，是有一次，上课不久，黄先生正说得很感慨的时候，有个同学站起来，走出去了。黄先生立刻停住，不说话了。同学们都望着他，他面色沉郁，像是想什么。沉默了一会，他说，同学会这样，使他很痛心。接着问同学：“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吗?”没人答话。他接着说，是看到国家危在旦夕，借讲顾亭林，激发同学们的忧国忧民之心，“不想竟有人不理解!”他大概还想往下说，一个同学站起来说：“黄先生，您误会了。那个同学是患痢疾，本来应该休息，因为不愿意耽误您的课，挣扎着来了。”说到这里，黄先生像是很感伤，我亲眼看见他眼有些湿润，点点头，又讲下去。
　　就这样，他满怀悲愤，没看到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情况，也没看到敌人投降，下世了。听说家里人不少，多不能自立，于是卖遗物。据马叙伦先生说，单是存砚有二十六方，都卖了。其他东西可想而知。记得是三十年代末，旧历正月厂甸的文物摊上，有人看到黄先生的图章两方，一方是“蒹葭楼”，另一方是什么文字忘记了，索价五元，他没买。我觉得可惜，但没有碰到，也只能任之了。有时翻翻书橱中的旧物，几本讲义还在；又国学保存会刊行的《国粹丛书》数种，看第一种，戴东原(震)著的《原善》上下两卷，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时黄先生才三十四岁。这些书都与黄先生有关，只是上面没有他的手迹，虽然慰情聊胜无，总不免有些遗憾。
　　是四十年代后期，有个朋友张君处理存书，说有一种，是北京大学老教授的藏书，问我要不要。我问是哪位先生的，他说是黄晦闻的。我非常高兴，赶紧取来。是覆南宋汤汉注本《陶靖节先生诗集》，四卷，线装二册，刻印很精。翻开看，封内衬页上居然有黄先生的题辞，计两则。第一则是：
　　安化陶文毅集诸家注靖节诗，云汤文清注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后得见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椠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云。此本予于庚申(案为1920)四月得之厂肆，盖即吴氏重刊宋椠本。书中于乾隆以前庙讳字多所改易，而莫氏《L亭书目》，云有阮氏影宋进呈本，未知视此本何如也。黄节记。(原无标点，下同。下钤长方朱文印，文为“黄节读书之记”。)
　　翻到后面有第二则，是：
　　近得吴氏拜经楼刊本，后附有吴正传诗话、黄晋卿笔记，字画结体与此本不同，而行数字数则全依此本。意者此或即阮氏影宋进呈本欤?庚申十二月十八日。(下钤朱文小方印，文为“蒹葭楼”。)
　　字为楷体，刚劲工整，可谓书如其人，想保存一点先师手泽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说也凑巧，此后不久，游小市，在地摊上看到黄先生写的赠友人的条幅，装裱齐整，因为不是成铁翁刘，没有人要，只用一角钱就买回来。写的是自作七言绝句，题为《官廨梅花》，推测是在广东时所作。字为行楷，笔姿瘦劲飘洒，学米，只是显得单薄，或者是天资所限。马叙伦先生著《石屋馀渖》，“米海岳论书法”条说米自己说，得笔要“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黄晦闻书”条说黄先生仅得“骨、筋、风、神”四面，也就是还缺少“皮、肉、脂、泽”四面，我想这是当行人语，很对。且说这件字条，十年动乱中幸而未失。有一天，大学同班李君来，说黄先生给他写的一件却没有闯过这个难关，言下有惋惜之意。我只好举以赠之，因为我还有陶集并题辞，即古人“与朋友共”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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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幼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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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是三十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作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一九四四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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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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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马一浮先生只见过一面，不能深知，严格说没有资格谈他。可是想到另一种情况：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马先生也是一代学者，就说限于旧学吧，许多方面造诣都相当高，而且一生洁身自好，为人亦多有可取。像这样一位先辈，名不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决定提起笔，记下自己所知的一点点。
　　马先生名浮，字一浮，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精旧学，尤其是子部。也许因为在这方面钻得太深了，生活兴趣就不知不觉地趋向诗书而远于现实。正如马叙伦先生在所著《石屋馀渖》“马君武”条所说：“……转眼三十馀年，一浮避兵入川，……一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所谓与古人为伍是走孙夏峰、颜习斋那条路，闭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开门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推想入川之后，过的更是这种生活。听熊十力先生和林宰平先生说，对于宋明理学、佛学，尤其禅宗，马先生在同行辈的学者中，造诣都是首屈一指。可惜我孤陋寡闻，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
　　得见的一点点反而是诗词方面的作品。是五十年代初期，看到上海某古旧书店的书目，上面有马先生所著《蠲戏斋诗集》，定价四元，赶紧写信买来。木版六册，是他居四川时，弟子张立民和杨荫林整理编辑的。内容是：第一册，《蠲戏斋诗前集》上下二卷，收入川以前弟子抄存的一些诗；第二册，《避寇集》一卷，收由浙江入川时诗，附《芳杜词剩》一卷，收入川之前的词三十多首；第三册至第六册，《蠲戏斋诗编年集》，收辛巳至甲申(194l―1944)共四年的诗。最后编年集是重点，都是六十岁前后所作。诗集有自序，是癸未年(1943)年底所作，刻在第四册之前，说明自己作诗的主张是行古之诗教而惩汉魏以后之失，就是说，不是吟风弄月，而是有益政教。并解释老年多作的原因是：“余弱岁治经，获少窥六义之指，壮更世变，颇涉玄言，其于篇什，未数数然也。老而播越，亲见乱离，无遗身之智，有同民之患。于是触缘遇境，稍稍有作，哀民之困，以写我忧。”可见内容是走杜工部和白香山一条路。
　　我大致读了一遍，印象相当深，可以分作几项说。其一，突出的印象是诗才高。这可以举两事为证：一是笔下神速。以癸未下半年为例，中国页四十九页，一页收诗以七八首计，总数近四百首，一天平均两首半，其中有些古体篇幅相当长，这速度在古人也是少见的。二是语句精炼，比如五律，首联可对偶而通常是不对偶，马先生不然，而是经常对偶，并且对得工整而自然。其二是学富，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信笔入诗，所以显得辞雅而意深厚。其三，确是言行一致，很少写个人的哀愁，而是多少有关政教。总的印象是，与同行辈也写旧诗的人，如沈尹默、陈寅恪、林宰平诸位相比，马先生像是更当行，更近于古人，这在梁任公“新民丛报体”已经流行之后是不容易的。勉强吹毛求小疵，是纳兰成德在《渌水亭杂识》中评论苏东坡的话：“诗伤学，词伤才。”马先生正是“学”过多，因而气味像是板着面孔说理，而不是含着眼泪言情，换句话说，是缺少《古诗十九首》那样的朴味和痴味。
　　马先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行楷笔画苍劲，有金石气。五十年代前期，熊十力先生由北京移住上海，行前收拾杂物，我在旁边，有马先生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信，问我要不要，我欣然留下。信相当长，字精，文雅，内容尤其可贵，末尾对于有些过急的措施，含蓄地表示悲天悯人的忧虑。其时我还没见过马先生，但由这封信约略可以窥见前辈的高风，所以就当作珍品保存起来。
　　五十年代后期，马先生受特邀充任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开会。邓念观老先生来，说马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约我一同去看他。我们去了。其时马先生已是接近八十岁的人，可是精神很好，总是立着谈话。他个子不高，长得丰满，因而头显得大些。座上客很多，他虽然健谈，也有应接不暇的情势。客还是不断地来，我们只好告辞。此后他就没有再来北京，连他的消息也不再听到，推想不是过于衰老就是作古了。
　　最后说说马先生的手迹，存了十年以上，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了，我想到上面有可以指控为“右”为“反”的话，为了马先生的安宁，赶紧拿出来烧了。这是我的一点点善意，可惜没有机会告诉马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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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邓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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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得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
　　不过对于邓先生，虽然只是由于“闻”，我还是有所知的。他字文如，南京人，著作主要是《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和《桑园读书记》。由读他的著作而得的印象，用旧话说是“博雅”。我尤其喜欢读他的《骨董琐记》，随便翻翻就会感到，他读书多，五方四部，三教九流，由正经正史以至杂记小说，几乎无所不读。所读多的结果自然是知识渊博，纵贯古今，由军政大事以至里巷琐闻，也几乎是无所不知。更可贵的是有见识，记录旧闻能够严去取，精剪裁，即使照抄也能使读者领会褒贬，分辨得失。还有行文方面，虽然看似末节，也应该说一说，是用文言，确是地道的文言。“五四”前后，有些人用文言写，或者由于受早期的梁启超“新民丛报体”的影响，或者由于受晚期的白话文的影响，或者由于想用文言而底子不厚，结果写出来是既像文言又不像文言。既像又不像，给人的印象是不协调，就说是老框框吧，总之是缺少雅驯气。邓先生就不然，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博雅的印象，还有不是来自他的著作的。手头有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后扩大为十种)，抄其中的两处为证。一处见第五十四页：
　　《鹪鹩庵笔麈》手稿十三则原为邓之诚先生所藏。一九五四年夏，邓先生把它送给我了。影印本《四松堂集》卷末所附的《鹪鹩庵笔麈》就是借我的原稿影印的。
　　另一处见第一百页：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当在嘉庆十二年之后。作者生平，迄今不可详考，惟知其乾隆五十七年(复年三十岁）与其妻芸居于扬州鲁璋之萧爽楼，以书画绣绩为生。又于嘉庆二年至四年(复年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赋闲家居，与程墨安设书画铺于其家门之侧(即苏州沧浪亭畔)。然其所鬻之书画未闻流传。一九三六年八月邓文如之诚先生告余，彼于某次南旋时，于吴县冷摊，以二饼金购得一帧。是年八月末，余将远之英伦，仓卒竟未往观。一九五四年，访文如先生于其海淀寓舍，知此画已贻高名凯君，然允为索回一阅。后由高君许，知又转存他友处，竟不获一观。
　　《鹪鹩庵笔麈》是曹雪芹好友敦诚的手迹，是有关红学的珍贵材料，《浮生六记》作者沈复的画，也是世间所仅见，邓先生本诸宝剑赠与烈士之义，都慷慨举以赠人，可见为人的宽厚与博大了。
　　大概是一九六年左右，听说邓先生作古了。他富于收藏，推想还有未刊著作，会怎么样妥善处理呢?因为没有积极探询，终于不知道下文。记得是六十年代前期，有一天我路过西单商场，顺便到文物店看看，店员拿出几方新收的砚，其中一方竟是邓先生的，虽然价不低，因为怀念邓先生，也就买了。砚淡墨色，非端石，高市尺五寸馀，宽将及四寸，厚一寸，池作簸箕形，背平。两侧有隶书铭，右侧是：
　　山之精，石之髓。朝夕相从，惟吾与汝。
　　左侧是：
　　庚戌(案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秋闱后得于琉璃厂肆。莹润若璧，真佳物也。子受谭光祜记。
　　谭光祜是乾隆年间高官谭尚忠的儿子，江西南丰人，字子受，号铁箫。有才，能诗能文，精书法，善骑射，还作过红楼梦曲，并且上演过(见吴云《红楼梦传奇序》)。他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写砚铭时十九岁。砚背有行书铭，是：
　　微雨乍凉，偕香圃过子受寓，共饮，醉后索书册页数十幅。兴犹未尽，见文具中有雨过天青石砚，因洒馀渖戏题之。子受其能以此为润笔否?乙卯(案为乾隆六十年，1795)秋七月，船山醉笔。
　　船山是写《船山诗草》并“揭发”《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其妹婿高兰墅所补的大名人张问陶。他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写砚铭时三十二岁。香圃是张问陶的朋友王麟生，《船山诗草》曾经提到他。
　　以上的铭辞和人物会引起一些遐想。之一是：谭光祜和张问陶是好友，并且写过红楼梦曲，他会不会同高兰墅有关系?之二是，据吴锡麒《南归记》说，嘉庆二年(1797)张问陶因丧父离京，行前曾以砚赠别，砚铭是自作自刻的。这醉笔的砚铭，书法和刻工都很精，会不会是张问陶自刻的?可惜难于考实了。
　　铭的最后一则刻在砚盒上，是：
　　张船山雨过天青研(篆书大字；以下行草小字)
　　先外舅庄云生先生得此砚于蜀中，随内子宛如夫人来归，已二十有一年矣。己巳八月，文如题于旧京五石斋。
　　可知砚是陪嫁物，己巳为民国十八年(1929)，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邓先生结婚时随着新娘过来的。可叹的是，邓先生下世不久，也随着其他遗物流落到市场上了。
　　六十年代末，因为不得安居，仓卒把起卧之地移到西郊北京大学女儿家。这是燕京大学旧地，出小东门，东西一条街是成府的蒋家胡同。久住成府的人告诉我，街北偏东有两所大宅院，邓之诚先生多年住在靠东的一所。我有时从那里过，总要向里望望。院子很大，古槐阴森，坐北一排房陈旧而安静，推想那就是写《骨董琐记》的处所。十几年过去了，还有什么痕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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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林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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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宰平先生名志钧，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比鲁迅先生还大两岁，单就年岁说也是老前辈。就交游说，这老前辈的征象更为明显，比如王]运、林琴南、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姚茫父、余绍宋等清末民初的知名之士，他都熟悉，诗酒盘桓，散见他的诗作《北云集》里。我上北京大学时期，他在学校的哲学系兼过课，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见过他一面。对他的一些零碎印象是由文字中来，那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的事。其时我被什么风一吹，愿意吸收些西方的知识，于是找译本读，其中有些是“尚志学会”编的，尚志学会会址在和平门内化石桥，听说主持人就是林宰平先生。看这丛书的选题，知道倡议者确是“尚志”之士，其意在以新知唤起东方的睡狮，正是可敬可感。也是在这个时期，我还不废杂览，碰巧有几种书，现在印象还深的是陈宗藩的《燕都丛考》，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梁启雄的《稼轩词疏证》，序都是林先生作的。我读过之后，对他知识的广博，见解的精深，态度的谨严，深深感到惊讶。因为先入为主之见，他是致力于西学的，不料对于中国旧学竟这样精通。这所谓精，所谓通，单是由文字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那是地道的文言，简练而典雅，不像有些人，新旧不能界限分明，用文言写，难免搀入不见于文言的成分，使人念起来感到味道不对。再其后，我认识人渐多，才知道林先生不只饱学，而且是多才多艺。他通晓中国旧学的各个方面，诗文书画，尤其哲学，造诣都很深。他不轻易写作，但是由他传世的星星点点的作品看，比如《稼轩词疏证序》，就会知道他不只精通词学，而且精通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关于书画，他不只通晓理论，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能写能画；尤其书法，行书刚劲清丽，颇像清代大家姚惜抱，章草变觚棱为浑厚，功力也很深。
　　更难得的是他的为人。《论语》里孔子说：“文莫(黾勉)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这话或者含有几分谦逊，但也可证，躬行比饱学更难。林先生是既能黾勉，又能躬行。这个印象，我同他交往之后就更加明显。但是想用文字确切形容却也不易。林先生一九六年逝世，其后三四年辑印了他的遗著，名《北云集》，线装两册，一册是诗集，一册是文集。文集后有沈从文的跋，这里无妨借用几句：“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这说得都很对。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我想这就是他的声音笑貌所以总不消失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林先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其时他住在和平门内，我去谒见，是为我编的佛学月刊征稿。林先生不习惯写零零碎碎的应酬文章，但他客气，惟恐拂人之意，于是不久就写了一篇，这就是发表在第四期的《记太虚法师谈唯识》。此后，因为愿意亲近林先生的温和，听林先生的广博见闻，我隔个时期就去一次，表示问安。林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他的原配梁夫人早已去世，一起住的继配沈夫人是我的同事姚韵漪女士在松江时的老师，体质清瘦，神经衰弱，对于佛学也很关心，一九四八年还为奄奄待毙的月刊捐了一些钱。
　　一九四八年春天，听说林先生夫妇要回南，我去看他。也许一两天后就要起程吧。他正忙着收拾东西，书案上堆满杂物。想到人事沧桑，何时再见难以预知，我还是提出不情之请，希望他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他慨然答应，用信笺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下署“林志钧倚装作”。这时期，他的心情是愁苦的，《北云集》一九四八年部分有一首诗，题目是“重到北京今又将去此矣晨起花下得句”，诗是：“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可见他也是难遣惜别之情的。
　　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一九五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我当然继续旧例，隔一段时间就去问安。时间长了，对于他的学识精深，律己谨严，待人谦和，我体会得更深。他很少谈学问，我推想这是惟恐后学望而生畏；偶尔谈及，总是记人之所不能记，见人之所不能见。关于律己谨严，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提到高名凯请他题一个字卷的事，他说：“字说是白香山写的，当然是伪品，我不能题。我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待人谦和的事例太多了，只举我深受感动的两件。有一次，我去看他，只他一个人在堂屋，谈一会话，我辞出，他恭谨地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夫人有病卧床，未能出来接待，希望我能够原谅。另一次是我请他写一些章草，希望字多一些，他那时候很忙，可是写了很长的横幅送给我。
　　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秋天，我去看他。其时他已是八十岁以上，可是面白而略显红润，无须，身体挺直，很像六十岁上下的半老书生。我心里想，像他这样，一定会活到百岁吧?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是任其自然。此后因为内则饱食为难，外则冗务很多，有半年以上没有去看他，一天，忽然得到他作古的消息，我感到愕然。悲伤之际，不禁想到《越缦堂日记》悼念陈德夫的话：“天留德夫，以厉薄俗，亦岂不佳?而夭折恐后，固何心耶?”薄厚对比，林先生的未得上寿就更值得惋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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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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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现在要谈他，真真感到一言难尽。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一是事情多，难于说尽；二是心情杂乱，难于说清楚。还是五十年代，他由北京移住上海。其后政协开会，他两度到北京来，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这后一次，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所以至今记忆犹新。别后，我写过问候的信，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大动乱来了，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喘息之暇，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自然只能想想。放还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再稍后，忘记听谁说，确是作古了，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想到十几年，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真是既悔恨又惭愧。
　　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课程的名字是“新唯识论”吧，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我去旁听几次，觉得莫测高深，后来就不去了。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他由昆明回来，住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请他写文章，他写了连载的《读智论抄》。解放以后，他仍在北京大学，可是不再任课，原因之小者是年老，大者，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还是唯心论。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是政府照顾，房子虽不很多，却整齐洁净。只他一个人住，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无业而有志于佛学，因为尊敬老师，就兼做家务劳动。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离银锭桥很近，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因而关于熊先生，所知就渐渐多起来。
　　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但听说革过命，后来不知由于什么，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投戎从笔，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治学，也像他的为人一样，坚于信而笃于行，于是写了《新唯识论》。“唯识”前加个“新”字，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用佛门的话说是“外道”。于是有人作《破新唯识论》而攻之。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于是作《破破新唯识论》而答之。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我见到的还有《佛家名相通释》，我原来有，大动乱中也失落了。他这一阶段的学识，信士看是不纯。后来，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张口真如，闭口大易，成为儒释合一，写了《原儒》《明心篇》《体用论》等书。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也许视为不可救药，与之“不共住”了吧?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即批林批孔时期，见诸文件，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没有上海的消息，也不便探询，我只祝祷他借庄子“佚我以老”的名言而不至引来过多的麻烦。
　　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对于老师的学识，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熊先生的治学态度、成就，我都很钦佩。至于结论，恕我不能不怀疑。这问题很复杂，不能细说，也不必细说。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总是相信西“儒”罗素的想法，现时代搞哲学，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方法。我有时想，二十世纪以来，“相对论”通行了，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心性的底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应该就此打住；不然，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
　　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专说熊先生的为人。记得熊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说过，哲学，东方重在躬行。这看法，专就“知”说，很精。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行”。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谈一些琐细的，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
　　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所以住所求安静，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三十年代初期，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门总是关着，门上贴一张大白纸，上写，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此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熊师母在上海，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顺便逛逛，他不答应。我知道此事，婉转地说，师母来也好，这里可以有人照应，他毫不思索地说：“别说了，我说不成就是不成。”师母终于没有来。后来他移住上海，是政协给找的房，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
　　不注意日常外表，在我认识的前辈里，熊先生是第一位。衣服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与俗之间。袜子是白布的，高筒，十足的僧式。屋里木板床一，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没有书柜，书放在破旧的书架上。只有两个箱子，一个是柳条编的，几乎朽烂了。另一个铁皮的，旧且不说，底和盖竟毫无联系。且说这个铁箱，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带着它，返途嫌笨重，扔了。
　　享用是这样不在意；可是说起学问，就走向另一极端，过于认真。他自信心很强，简直近于顽固，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写《破破新唯识论》的事，上面已经说过。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称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下，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我忍着笑走了。
　　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谈起训斥，还可以说个小插曲。一次，是热天的过午，他到我家来了，妻恭敬地伺候，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严厉地对妻说：“看你还聪明，原来糊涂。”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听下去，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
　　在一般人的眼里，熊先生是怪人。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在意；信与行完全一致，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修饰；以诚待人，爱人以德：这些都做得突出，甚至过分，所以确是有点怪。但仔细想想，这怪，与其说是不随和，无宁说是不可及。就拿一件小事说吧，夏天，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是这样，毫无局促之态。这我们就未必成。他不改常态，显然是由于信道笃，或说是真正能“躬行”。多少年来，我总是怀着“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的心情同他交往。他终于要离开北京，我远离严师，会怎么样呢?我请他写几句话，留作座右铭，他写：“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十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表示惜别。这条幅，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幸而这座右铭还在，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惭愧而不敢自满，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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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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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叙伦先生，原字彝初，后写夷初，杭州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比鲁迅先生小三岁。解放后曾任教育部长。六十年代患病，神志不清，靠护理及药物活了相当长的时期，于一九七年逝世。
　　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听了马先生一年课，讲的是宋明理学。讲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是中上等身材，偏于瘦，面长而苍老，态度严肃，总是穿蓝青色缎袍，团花，闪闪发光，坐着讲，完全是旧日书院山长的风度。马先生是哲学系教授，在学校像是多讲《庄子》，著有《庄子义证》一书。他通旧学的各个方面，文章和诗词都写得不坏。更高的是书法，虽然名声不像沈尹默那样大，我觉得，与沈相比，风华像是差一些，至于筋骨内敛，也许要占上风。我同马先生没有个人交往，可是据我所知的一点点，觉得他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里，人品学识，有不少是难及的，值得说一说。
　　马先生的为人，就兴趣说是多方面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述说为证。四十年代末，他出版过笔记性质的书，两册：《石屋馀渖》和《石屋续渖》。《馀渖》有“马君武”条，说：“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又“余之信仰”条说：“人生堕地，即入社会，惟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这是表示，他主张入世，言行要利于社会，依己之所信而行，得祸也在所不计。
　　他的经历就正好说明他的立身处世态度。早年，他在上海编《国粹学报》，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排满的革命刊物。入民国以后，他曾任教育部次长。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说他：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叛国称皇帝，文科教授马叙伦愤然曰：‘是不可以久居矣。’即日离职去，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四十年代中期，他反对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组织民主促进会，奔走呼号，要民主，因此而在南京下关被打伤。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趋于合理”“生死不计”的信仰的实践。
　　但他还有另一面，是“仕而优则学”，或者说，关心社会而并不放弃治学。对于中国旧学，他是儒道释兼通。在北京大学，他讲书总是贯穿百家；名著《庄子义证》更是这样，讲的是道，却用了不少佛说。关于书法，他不只写得好，还是理论家，《馀渖》《续渖》中有不少讲书法的条目，对于古今书法家几乎都有评论。眼力可算是锐敏深刻。――自然，这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求人人都同意很难，即如过于轻视赵董，我就不能同意。我一直以为，书法高下与某人喜爱与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二者可以相合，如高的为人所喜；但有时也许不合，如高的不为人所喜，下的反为人所喜。赵董同样出于二王。二王兼收古之所长而表现为今变，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后世取其一仓一廪就可以成为小康。取什么与时代的风气有关，又与个人的癖好有关，同源异流，流的路径越长，面目变化越大。正如欧是取其险劲，米是取其流动。赵董是取其柔婉；至于功力之深，我以为欧米与赵董是各有千秋。话扯得远了，还是转回来，说马先生的治学。他还治文字学，晚年孜孜不倦，因为精力时间都不够，五十年代前期，曾请古文字学家陈保之(邦怀)先生帮他整理旧稿。其时马先生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为治学，真够得上鞠躬尽瘁了。
　　还有一件，是马先生的轶事，也应该说一下。几十年前，北京餐馆的食谱名色以人名者有三种，曰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这马先生汤就是马叙伦先生所创。碰巧《馀渖》有这一条，可以抄录几句以代替说明。
　　余亦喜制馔品，……君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惟雪里为要品，……然制成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住在北平，日竭(?)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石屋》两种谈见闻掌故，寓个人褒贬，见识多可取。只是少数谈狐仙，谈相术，虽系志异性质，出自马先生笔下，总像是穿高跟而插凤钗，不协调。想起熊十力先生，与马先生同行辈，也是哲学家，可是同样信相术，莫非本土的儒道释，就真与舶来的所谓科学南辕北辙吗?
　　这里还是宽厚一些，放过小德。且说谈这些琐事的原由当然是怀念。说起怀念，总是感到遗憾。其一是没有获得马先生的手迹，所能见到的只是影印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前面的十四首诗和一首词。《馀渖》有“余书似唐人写经”条，说人谓相似，只因得其法。这说得很对，马先生这件手迹用小楷写，风神确是与唐人写经有相似处，不过唐人写经多经生书，工夫虽纯，终非书家，所以与马先生比，总觉得脂泽有馀而筋骨不足。另一遗憾不是生也晚，而是生也贫，在京华住的时间不短，竟连仿制的马先生汤也没有喝过。不过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手头终归还有影印的手迹诗词，其中有些慷慨激昂，如“自叹蹉跎已老身，放言犹动少年人。贾生初出先忧国，鲁子终身不帝秦”。有时读一读，还可以想见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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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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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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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苦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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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作到平章事(宰相职)。同富郑公、韩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老人物，从一九一七年到校，至一九三七年事变后学校南迁，整整二十年，可谓与学校共存亡。我上学时期，他主要担任日文组的课，有时兼点国文系的课，如讲六朝散文之类。他是老师行辈，我离开学校之后还同他有些交往。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他；每次想到，吕端的故事就涌上心头。也许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所谓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是应该义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从在日本时期起，伴随胞兄鲁迅先生，过的就是文学生涯。回国以后，“五四”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也写白话诗，有相当浓厚的除旧布新的气息。这使他不只在本国，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没有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曾经到燕京大学去任课。可是过些时候，传言出现了，他要出来担任什么。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为了防万一，有些顾念旧交谊的人婉言表示了劝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钱玄同先生和马幼渔先生。也有旧学生，多半用书札。后来知道，这些劝告都没有起作用，据说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我想，这说的未必合乎事实，事实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一九三九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们一边，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糊涂。
　　关于小事不糊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这些都有文献可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谈起认真，也许受鲁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琐屑小事他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大一些的事就更是这样，治学，著述，总是严格要求，不满足于差不多。记得有个人由市面上买一本《日语百日通》，写信问他是不是能够这样，他劝那个人还是干点别的，以免白白耗费一百天，可惜。三十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还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不知什么机缘，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说希望他能够编一本日本俳句选译。我心里想，如果他不做，这介绍东方诗的小明珠到中国的工作就难于找到更合适的人。他听了，毫不迟疑，很郑重地说：“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
　　学问文章谈了不少，还应该谈点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诗为证，第一首尾联云：“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住北京几十年，他过的都是坐在书斋吃茶的悠闲生活。这使他由“五四”时期的激昂慢慢化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关键时刻不能选上计，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有放大的趋势，还是转回来谈家常。悠闲，向唯物方面说是求舒适，这就不能不多花钱。买书多也不能不多花钱。幸而薪金高，有稿费。但据说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变，北大南迁，立刻就无柴无米，连钱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盐之上是为人处世。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在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讲一个。听赵荫棠先生说，是周有了大官位时期，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谋个职业。也许是第三次去问吧，正赶上屋里有客，门房挡了驾。这位学生疑惑是推托，怒气难平，于是站在门口大骂，声音高到内院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反而用他是怎么回事。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以上为书籍的全部内容，祝您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