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问题ＡＢＣ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劝人读经
《百喻经》说：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全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类似有关大饼相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像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一九三三年十月　　　　

穷与愚
一到双十节，使人总忘不了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由之产生，是一件事。我记起的却是，因为他在三十年前即明白，中国问题在“穷”和“愚”。社会的腐败与退化，无不由之而生，因此言建国，即针对此两大病根下手。必去“穷”与“愚”，方能把那个外来压力所形成的“弱”去掉，否则无可望。中山先生不幸于二十二年前即作了古人，国人失去一思想深刻、眼光远大、性情宽厚的领导者。然而一切国家重造的理想，还保存他的学说中，待后来者熟读深思，并理会其用心所在，克服一切困难与挫折，矛盾与分歧，慢慢实现的。治穷自然为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好好认识地面所生长、地下所蕴藏，加以运用处理。在分配上复有个制度使之比较平均，或有种政策使之渐趋于平均，国民生活有个转机，整个国家也方有个转机。治愚则为开发头脑，推行个广泛而长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数人知识加多，加深，使人人对于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能有个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去适应，普通人民既感觉自己是个主人，同时也就是个公民，对国家关系，权利义务分明，因之知自爱也能爱国。政治家既有政治家丰富广博的知识，且有兼容并包的气度，知道珍重国力，不作无意义浪费，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战争以外方式调整一切社会的矛盾取得平衡。换言之，也可说他得艺术、他懂艺术！――像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或想法发扬光大，弱点则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恶疮，国家还会不进步？然而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这活结且若出于一条绳索，彼此牵缠。不论你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论是“中国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挣扎，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越缚越紧。这个抽象阻力，不仅来自敌人，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强作用。俨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都无从着手，无从生根。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把这个很自大的国家，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弱点紧紧拖住，从而崩毁了。但对我们自己这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直到如今，却真是一个惨败！我们责谁恨谁都无意义。我们只应当承认这弱点是一种有年分的老病，与全体民族体质多少有点关系，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我们得弄明白，想办法。这悲剧是中华民族全体的，这责任也就不是少数人可负的！这挫折惨败的主要原因，从远一点说，我们的历史太久了。帝国新旧交替大一统局面，就延长了二十来朝，还有个偏霸分崩割据的较短时期不算。改朝换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这个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就有个“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延续了二千五百年。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从近一点说，恐为由张香涛起始，即只知道救穷，枝枝节节来动手。仅记住管子所说的一句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他的全不在意。革命轻轻松松推翻了一个帝国。旧的毁去，新的未能建立，属于历史上另一弱点，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的抬头机会，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识。因之有帝制，有复辟，有军阀割地而治的督军团。直到大小书呆子将国家重造观念注入多数年青人头脑中，经过八年，与少数武力情绪相结合，革命成功了。然而又分裂，又内战，……在这么一个不安定局势下，支持到九一八，东北完了。也幸而东北热河的完事，真正敌人势力一直侵入平律，我们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惧与觉悟。福建的人民政府的结束，两广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变的良好解决，都可见出有兵者亦未尝必需用兵。大智若愚，其实不愚。然而我们还得收另外一种“苦果”，即由教育疏忽得来的另外困难。我们的家长从办新教育起始，比如说，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范静生先生，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传授知识，还容许有个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抽象愿望在内。愿望虽抽象，却能于另一代证实。可是到军阍时代，书呆子办的教育，即连点缀性也缺少了。一省一县小些地方，学生的用处，还可排队持旗到郊外欢迎将军镇守使的凯旋，这些伟人也还可就中挑取绅士人家的女学生作第几房姨太太，逼得那家长不能不允许。大至于北平，似乎从民五六以后，即已与政府完全游离。虽然照例还有个教育部长，除了做官外，中国有多少国立大学，多少学生，就绝不在意。因为只要稍稍在意，就会明白教授有好几年是无从靠公家薪水活下去，关于薪水一定要集团请愿闹了又闹，才在逢年过节时，从什么银行借一笔钱点缀点缀的！大至国家财政小至个人收入，穷既然是种事实，因此革命成功后，到读书人来作部长时，教育政策不知不觉便成了张香涛总督的继承者，解决穷，提倡理工。另一面或且以为可以使英雄入Y，转入笃实，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乱。一切针对现实，可就决想不到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即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上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只除了现代政治作成的中国，不明白那些成就的价值和意义，不特不知尊重，还常常作成不必要的摧残，其余就决无相同的一国，对属于足以教育人类情感的一切，有这样忽视现象的！我们不知可有教育家能想得到，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由于教育者的无知，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一面却在文史课只背诵历史上伟人名字，一直到现时伟人为止，即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在中学时代，学生不知文学和美术，而居然有个吃政治饭的打算，引诱他们习于不思不想。到大学，资质好发展比较平均的，入理工，和社会隔绝游离，自成一体。资质中平，或少年时代即有孤僻性情的，拣文史。而中学时代即准备吃政治饭的，学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企图由一小单位扩大则成为一个大据点，十年过去后，这些活动朋友上了台。只想想我们这个中层的组成，我们就接触着这个问题全部了。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怎么能希望这个国家上轨道，有秩序，得进步？无怪乎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到处是有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到处是公文八股，而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弄得个社会国家恹恹无生气？我们一提起官僚，就觉得厌烦。而作官僚的，他们的一切，却是从小学教育即起始的。若国家的教育政策，还在那么一个公式中衍进，到我们第三代，才更是悲剧！最近，各国使馆设“文化参赞”的消息发表了。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参赞，至少是对于所在国“文化”和本国“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人始能胜任。这种人我们当前有几个？照目下教育设计说来，国立大学就很少开文化史或美术史的共通课程。而近二十年习惯，习文史者不仅难望如五四初期所望，从认识传统建设一新的道路，即当时所底毁的会哼哼唧唧人材，亦已十分感觉缺乏，而一般趋势，只不过是从字义章句间着手，从不让学生从欣赏入手涵泳古人性情人格历史记载与诗歌表现中，对传统的精神情感毫无理会机会。这种学生从什么方面可望接受传统，淘深生命，作出新的创造？若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参赞也就只能像目前许多特种机构一样，得将援留用技术人员例，借材异邦。这多可怕，多可耻！以个人私见说来，我们物质上的穷有办法，易解决。我们的愚似乎还得一些有心人对于教育有个崭新观念，重新着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若这件事得从明日“人之师”入手，大学教育近二十年中所无形培养的“愚”，得稍稍想法节制了。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从这些问题上看，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还有个新的运动待生长，待展开，事极明显！这运动没有罢课或游行，没有呼嚷哭泣或格杀勿论，只是一些不曾硬化僵化的头脑，能从深处思索，能反应，能理解，能综合，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在一时一事现象上兴奋或绝望，却可以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作个尝试。嵩公府有个蔡刁民先生的纪念堂，刁民先生的学说，似乎值得从此起始，来从教育上扩大它的时候了。还有个文学运动，我们也还有些事可做，为十年二十年的后来者做点试验。我们这一代本身所经验的悲剧，也许只能用沉默来否定现实忍受下去了。可是生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禁书问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外，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理。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做”了。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市长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去年冬天，因全国政协视察工作，我又有机会回到离开二十三年的家乡去看看。社会变化真大！首先即让我体会得出，凡是有一定职业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无不感觉到工作庄严的意义，是在促进国家的工业建设，好共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越到乡下越加容易发现这种情形。他们的工作艰苦又麻烦，信心却十分坚强。我留下的时间极短，得到的印象却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条美丽小河，连接新旧两区，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万千下乡入市的人来回渡过，自己却不声不响。我曾在河岸高处看了许久，只觉得景象动人。近来才知道弄渡船的原来是个双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辖十县，经常都可发现一个白发满头老年人，腰腿壮健，衣服沾满泥土，带领一群年青小伙子，长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个小铁锤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复过来了，还预备把十县荒山旷野石头中的蕴藏，也一敲醒转来，好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仅仅以凤凰县而言，南城外新发现的一个磷矿，露天开采，一年挖两万吨，挖个五十年也不会完！含量过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给自治州各县农业合作社，将来还可大量支援洞庭湖边中国谷仓的需要。这个荒山已经沉睡了千百万年，近来却被丘振老工程师手中小锤子唤醒！不论是双目失明的渡船夫，还是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活得那么扎实，工作得那么起劲，是为什么？究竟是有一种什么力量在鼓舞他们，兴奋他们？可不是和亿万人民一样，已经明白自己是在当家作主，各有责任待尽，相信照着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对，事情一定办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牺牲，是为这一代青年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平坦的道路，这一代的勤劳辛苦，又正是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国的人民――老年、中年、壮年、青年和儿童，都活在这么一个崭新的社会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劳动，投到国家建设需要上，而对之寄托无限希望，试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把它和旧的种种对照对照，就知道我们想要赞美它，也只会感觉得文学不够用，认识不够深刻。哪能容许人有意来诽谤它，破坏它。就在这么社会面貌基本变化情况下，住在北京城里和几个大都市中，却居然还有些白日做梦的妄人，想使用点“政术”，把人民成就抹杀，把领导人民的共产党的威信搞垮。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到处趁势放火。当鸣放十分热闹时，曾有个青年学生，拿了个介绍信来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张恨水和我三个人名字。说上海一家报纸要消息，以为我多年不露面，对鸣放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必代为写出上报鸣不平。人既来得突然，话又说得离奇，并且一个介绍信上，把这么三个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处处证明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又正在干什么。我告他，“你们恐怕弄错了人”，就说“不错不错”。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就说“那是随便填上的”。一个介绍信怎么能随便填？后来告他我年来正在作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行得慢，怕配不上社会要求。如要写文章，也有刊物登载，自己会写，不用别人代劳，请不用记载什么吧。这一来，连身边那个照相匣子也不好打开，磨了一阵，才走去了。当时还只觉得这个青年过分热心，不问对象，有些好笑，以为我几年来不写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心里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唯有新中国才有机会来这么作，为新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打个基础。目下作的事情，也远比过去我写点那种不三不四小说，对国家人民有实用。现在想想，来的人也许出于一点热情，找寻火种得不到，失望而去时，说不定还要批评我一句，“落后不中用”。我几年来在博物馆搞研究工作，得到党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工作正是新中国人民共同事业一部分，而决不是和社会主义相违反的。新中国在建设中，需要的是扎扎实实、诚诚恳恳、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专家知识分子，不要玩空头弄权术的政客。我为一切年青人前途庆贺，因为不论是远来北京求学的青年，或是行将离开学校的家庭，准备到边远地区或工厂乡下从事各种生产建设的青年，你们活到今天这个崭新社会里，实在是万分幸运。我们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们都不会遭遇。你们如今跟着伟大的党，来学习驾双钢铁，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仅仅是完成建设祖国的壮丽辉煌的历史任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一种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将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争解放各民族友好团结力量日益壮大。打量作新中国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们常说学习不知从何学起，照我想，七十八岁丘振老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热情，正是我们共同的榜样！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六点钟时天已大亮，由青岛过济南的火车，带了一身湿雾骨碌骨碌跑去。从开车起始到这时节已整八点钟，我始终光着两只眼睛。三等车车厢中的一切全被我看到了，多少脸上刻着关外风雪记号的农民！我只不曾见到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默默地注意一切乘客，想估计是不是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认识徐志摩，知道徐志摩。我想把一个新闻告给他，徐志摩死了，就是那个给年青人以蓬蓬勃勃生气的徐志摩死了。我要找寻这个一个说说话，一个没有，一个没有。我想起他《火车擒住轨》那一首诗。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但自己又何尝能支使命运？这里那里还正有无数火车的长列在寒风里奔驰，写诗的人已在云雾里全身带着火焰离开了这个人间。想到这件事情时，我望着车厢中的小孩，妇人，大兵，以及吊着长长的脖子打盹，作成缢毙姿势的人物。从衣着上看，这是个佃农管事。好象他迟早是应当上吊的。当我动手把车窗推上时，一阵寒风冲醒了身旁一个瘦瘪瘪的汉子，睡眼迷蒙地向窗口一望，就说“到济南还得两点钟。”说完时看了我一眼，好象知道我为什么推开这窗子吵醒了他，接着把窗口拉下，即刻又吊着颈脖睡去了。去济南的确还得两点钟！我不好意思再惊醒他了，就把那个为车中空气凝结了薄冰的车窗，抹了一阵，现出一片透明处。望到济南附近的田土，远近皆流动着一层乳白色薄雾。黑色或茶色土壤上，各装点了细小深绿的麦种。一切是那么不可形容的温柔沉静，不可形容的美！我心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车上，为什么一个忽然会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古怪的感情，我不相信这个人会死。我计算了一下，这一年还剩两个月，十个月内我死了四个最熟的朋友。生死虽说是大事，同时也就可以说是平常事。死了，倒下了，瘪了，烂了，便完事了。倘若这些人死去值得纪念，纪念的方法应当不是眼泪，不是仪式，不是言语。采真是在武汉被人牵至欢迎劳苦功高的什么伟人彩牌楼下斩首的，振先是在那个永远使读书人神往倾心的“桃源洞”前被捷克制自动步枪打死的，也频是给人乱枪排了，和二十七个同伴一起躺到臭水沟里的，如今却轮到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一切痛苦的记忆综合到我的心上，起了中和作用。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当真死去。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在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是早早的死去了。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大，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真正使人悲哀！落雨了，我把鼻子贴住玻璃。想起《车眺》那首诗。八点左右火车已进了站。下了火车，坐上一辆人力车，尽那个看来十分忠厚的车夫，慢慢的拉我到齐鲁大学。在齐鲁大学最先见到了朱经农，一问才知道北平也来了三个人，南京也来了两个人。上海还会有三四个人来。算算时间，北来车已差不多要到了。我就又匆匆忙忙坐了车赶到津浦车站去，同他们会面。在候车室里见着了梁思成，金岳霖同张奚若。再一同过中国银行，去找寻一个陈先生，这个陈先生便是照料志摩死后各事，前一天搁下了业务，带了夫人冒雨跑到飞机出事地点去，把志摩从飞机残烬中拖出，加以洗涤、装殓，且伴同志摩遗体同车回到济南的。这个人在志摩生前并不与志摩认识，却充满热情来完成这份相当辛苦艰巨的任务。见到了陈先生，且同时见到了从南京来的郭有守和张慰慈先生，我们正想弄明白出事地点在何处，预备同时前去看看。问飞机出事地点离济南多远，应坐什么车。方知道出事地点离济南约二十五里，名白马山站，有站不停车。并且明白死者遗体昨天便已运到了济南，停在城里一个小庙里了。那位陈先生报告了一切处置经过后，且说明他把志摩搬回济南的原因。“我知道你们会来，我知道在飞机里那个样子太惨，所以我就眼看着他们案子把烧焦的衣服脱去，把血污洗尽，把破碎的整理归一，包扎停当，装入棺里，设法运回济南来了！”他话说的比记下的还多一些，说到山头的形势，去铁路的远近，山下铁路南有一个什么小村落，以及向村中居民询问飞机出事时情形所得的种种。那时正值湿雾季节，每天照例总是满天灰雾。山峦，河流，人家，一概都裹在一种浓厚湿雾里。飞机去济南差不到三十里，几分钟就应当落地。机师卫姓，济南人，对于济南地方原极熟悉。飞机既已平安超越了泰山高岭，估计时间，应当已快到济南，或者为寻觅路途，或者为寻觅机场，把飞机降低，盘旋了许久，于是砰的碰了山头发了火。着了火后的飞机，翻滚到山脚下，等待这种火光引起村子里人注意，赶过来看时，飞机各部分皆着了火，已燃烧成为一团火了。躺在火中的人呢，早完事了。两个飞机师皆已成为一段焦炭，志摩坐位在后面一点，除了衣服着火皮肤有一部分灼伤外，其他地方并不着火。那天夜里落了小雨，因此又被雨淋了一夜。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方为去失事地方较近的火车站站长知道，赶忙报告济南和南京，济南派人来查验证明后，再分别拍电报告北平南京。济南方面陈先生派过出事地点时，是二十的中午。当二十二大清早我们到济南时，去出事时已经三天了。我们一同过志摩停柩处时，约九点半钟，天正落小雨，地下泥滑滑的，那地方是个小庙，庙名似乎叫“福缘庵”。一进去小院子里，满是济南人日常应用的陶器。这里是一堆钵头，那里有一堆瓦罐，正中有一堆大瓮同一堆粗碗，两廊又是一列一列长颈脖贮酒用的罂瓶。庙屋很小，房屋只有一进三间，神座上与泥地上也无处不是陶器。原来这地方是个售卖陶器的堆店。在庙中偏右墙壁下，停了一具棺材，两个缩头缩颈的本地人，正在那里烧香。两个工人把棺盖挪开，各人皆看到那个破产的遗体了，我们低下头来无话可说。我们有什么可说？棺木里静静地躺着的志摩，载了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前还嵌了一小方丝料烧成“帽正”，露出一个掩盖不尽的额角，右额角上一个李子大斜洞，这显然是他的致命伤。眼睛是微张的，他不愿意死！鼻子略略发肿。想来是火灼炙的。门牙脱尽，额角上那个小洞，皆可说明是向前猛撞的结果。这就是永远见得生气勃勃，永远不知道有“敌人”的志摩。这就是他？他是那么爱热闹的人，如今却这样一个人躺在这小庙里。安静的躺在这个小而且破的古庙里，让一堆坛坛罐罐包围着的，便是另外一时生龙活虎一般的志摩吗？他知道他在最后一刻，扮了一角什么样稀奇角色！不嫌脏、不怕静，躺到这个地方，受济南市土制香烟缭绕的门外是一条热闹街市，恰如他诗句中的“有市谣围抱”，真是一件任何人也想象不及的事情。他是个不讨厌世界的人，他欢喜这世界上一切光与色。他欢喜各种热闹，现在却离开了这个热闹世界，向另一个寒冷宁静虚无里走去了。年纪还只三十六岁！由于停棺处空间有限，亲友只能分别轮流走近棺侧看看死者。各人都在一分凄凉沉默里温习死者生前的声音与光彩，想说话说不出口。仿佛知道这件事得用着另一个中年工人来说话了，他一面把棺木盖挪拢一点，一面自言自语的说，“死了，完了，你瞧他多安静。你难受，他并不难受。”接着且告给我们飞机堕地的形式，与死者躺在机中的情形。以及手臂断折的部分，腿膝断折的部分，胁下肋条骨断折的部分。原来这人就是随同陈先生过出事地点装殓志摩的。志摩遗体的洗涤与整理皆由他一手处置。末了他且把一个小篮子里的一角残余的棉袍，一只血污泥泞透湿的袜子，送给我们看。据他说照情形算来，当飞机同山头一撞时，志摩大致即已死去，并不是撞伤后在痛苦中烧死的传闻，那是不可能的。十一点听人说飞机骨架业已运到车站，转过车站去看飞机时，各处皆找不着，问车站中人也说不明白，因此又回头到福缘庵，前后在棺木前停下来约三个钟头。雨却越下越大，出庙时各人两脚都是从积水中通过的。一个在铁路局作事朋友，把起运棺柩的篷车业已交涉停妥，上海来电又说下午五点志摩的儿子同他的亲戚张嘉铸可以赶到济南。上海来人若能及时赶到，棺柩就定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上车。正当我们想过中国银行去找寻陈先生时，上海方面的来人已赶到福缘庵，朱经农夫妇也来了。陈先生也来了。烧了些冥楮，各人谈了些关于志摩前几天离上海南京时的种种，天夜下来了。我们各个这时才记起已一整天还不曾吃饭的事情，被邀到一个馆子去吃饭，作东的是济南中国银行行长某先生。吃过了饭，另一方面起柩上车的来报告人案业已准备完全。我同北平来的梁思成等三人急忙赶到车站上去等候，八点半钟棺柩上了车。这列车是十一点后方开行的。南行车上，伴了志摩向南的，有南京来的郭有守，上海来的张嘉铸和张慰慈同志摩的儿子徐积锴。从北平来的几个朋友留下在济南，还预备第二天过飞机出事地点看看的。我因为无相熟住处，当夜十点钟就上了回青岛的火车。在站上，车辆同建筑，一切皆围裹在细雨湿雾里。这一次同志摩见面，真算是最后一次了。我的悲伤或者比其他朋友少一点，就只因为我见到的死亡太多了。我以为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来。这些人理解志摩，哀悼志摩，且能学习志摩，一个志摩死去了，这世界不因此有更多的志摩了？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也就因为这点感觉，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没有写过一句伤悼他的话。志摩人虽死去了，他的做人稀有的精神，应分能够长远活在他的朋友中间，起着良好的影响，我深深相信是必然的。　　　　

友情
一九八○年十一月，我初次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一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龙王际真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际真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五书研究而，议论了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二十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三楼中，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上逝，因此人很孤僻，长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际真认识，是在一九二八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遭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际真长我六七岁，我们一别五十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嗣禹、房兆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诚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青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际真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像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兆和、充和、傅汉思和我，曾两次电话相约两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兆和、充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作得很好。他已经八十五六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淳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巫之爱》！那是我二十年代中早期习作，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五十年前的旧信，它们把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短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恶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诸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嘉铸先生和穿了一身孝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慰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山高不会过一百米。京浦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邮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邮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机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停灵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齐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纯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忌”，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恶梦般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三十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希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纯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映。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北京作　　　　

悼勒以
得到靳以逝世的消息，正和去年得到郑西谛同志逝世消息一样，一面感到沉痛，一面还希望消息是误传。因为两个老友，都正当年富力强、精神饱满，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正当为人民事业献身大有可为的时候，不可能忽然死去的！月前有熟人过上海时，只听说靳以因工作劳累，心脏出了毛病，曾一度昏迷，入了医院。在病院中，谈起我们一代一定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建成，情绪还十分乐观。《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发表的《跟着老马转》是他最后一个作品，为劳动英雄作的画像，还充满了爱和热情。这里朋友为他的忘我工作深受感动，正一再去信劝他注意健康，不意消息传来，还是由于风湿性的心脏病猝发，终成古人，致使文学创作队伍少了一位好战士，朋友中失去一个真挚坦率、热情洋溢、永远能给人以鼓舞的友人，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和靳以认识已有了三十多年，那时同在上海，见面还并不多。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回转北京时，他不久也来到了北京，和巴金、曹禺、之琳等同住在北海前边三座门七号一所房子里。常到那里去的客人，记得有何其芳、李广田、方敬、曹葆华等。因为同在编辑文学刊物，彼此组稿换稿常有联系，我们见面机会也多了些。靳以和巴金、西谛同编《文学季刊》，实际上组稿阅稿和出版发行方面办交涉，负具体责任的多是靳以。刊物能继续下去，按期出版，分布到全国读者面前，真不是简单工作！因为那么厚厚的一本文学杂志，单是看稿、改稿、编排、校对，工作量就相当沉重！靳以作来倒仿佛凡事成竹在胸，游刃有余，远客来时，还能陪上公园喝喝茶，过小馆子吃个便饭，再听听刘宝全大鼓。曹禺最早几个剧本，就是先在《文学季刊》发表，后来才单独印行的。当时一些年轻作家，特别是一部分左翼作家，不少作品是通过这个刊物和全国读者见面的。靳以那时还极年轻，为人特别坦率，重友情，是非爱憎分明，既反映到他个人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中，也同时反映到他编辑刊物团结作家的工作里。他本人早期作品，情感还比较脆弱，社会接触面也比较窄，对于革命未来，还缺少坚定明确的信仰。然而刊物的总精神，却是对旧社会和当时腐败无能、贪污媚外的国民党政权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东北不久，得寸进尺，使得华北局势进一步紧张后，刊物迁往上海出版，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影响下，团结作家抗战救亡的旗帜因此也更加鲜明。抗日战事发展，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内大多数作家，除一部分直往延安或参军外，大都到了西南后方，比较集中在四川、云南、广西三个地区。靳以在迁川的复旦大学国文系任教职。眼见到皖南事变，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四大家族控制下的腐败政权，对抗战越来越取的是投降主义，前方战士浴血，后方人民死亡流离。官僚却堕落无耻，特务横行，对进步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残暴压迫手段，加上四川本地军阀、地主、流氓会道门三者结合起来的封建特权，对人民无情剥削越来越残酷，靳以由于日益和进步思想接近，思想感情逐渐起了变化，日益靠近党，而且在作品中加以反映。复员回到上海后，依旧在复旦主持国文系。当时正是回光反照的蒋介石政权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全国民主和平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靳以在上海和当时文学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取得密切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作着反帝反蒋的民主活动。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体现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原则，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国文学艺术家都热烈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勇敢坚决投入革命洪炉中，参加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等轰轰烈烈运动中。靳以在近十年这个重要历史进程中，每一运动都站在前列，不断得到党的教育和帮助，思想认识也因之不断在发展，工作也越来越踏实。解放十年来，他因主持上海作协分会工作，又编辑《收获》，常来北京，我因事过南方都有机会见到他，谈谈各方面工作情形，从他的作品和谈话中，总使我觉得他生命越来越充实。他常常下乡下厂接触工农业建设中新景象，写了不少反映祖国新人新事的作品。一九五六年访苏回来后，还写了许多好游记，反映苏联文化建设新面貌，给国内读者以极大鼓舞和深刻印象。去年以来，常因病，已经医生劝告必需适当休息，但由于眼见耳闻国家新面貌无事不令人兴面，稍好些就又热情饱满写了许多歌颂人民和时代的新作品，一面反映伟大祖国新气象，一面也反映靳以同志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正和近年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不断地在改造自己，共产主义思想认识日益坚定明确。所以今年夏天报上刊载靳以入党时，朋友多认为十分自然。靳以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必将可得到党和群众进一步帮助教育，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类壮丽事业，为新的文学艺术，对人民作出更多更重要的贡献。不意在刚刚庆祝建国十年大节后不多久，以五十岁的盛年，即因旧病骤发，终于忽尔逝世。靳以虽死而不死，因为他笔下和千百作家笔下所歌颂的人民英雄，正以无比英勇劳动，在为建设祖国继续前进。而且这种人民英雄，还正随同万千种更新的事业不断的在出现、成长，在任何生产部门中，前些日子认为是英雄业绩的，明日就有可能将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努力的标准。新社会的奇迹，也和原子分裂一样，在迅速增加。由于党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导六亿人民建设伟大祖国，驾驭钢铁，征服自然，首先就是注重人的改造，而人是能够改造的，靳以同志一生的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靳以并没有死。靳以对于文学工作热情，对于人民事业的热情，必然会在朋友中和各方面都将留着长远的影响！　　　　　　　　　　　　　　　　　　一九五九年十月八日夜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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