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柔肠科学魂——解读二十世纪文化的科学底蕴 - (TXT全文下载)

书籍内容：

《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七期 文化柔肠科学魂――解读二十世纪文化的科学底蕴
　　钱定平衡括斋随笔
　　你，你的哀愁，你的欢乐，
　　你的遐想，你的雄心，你感觉自我，
　　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下面一堆东西的活动而已：
　　一大群神经细胞和同它们联系着的分子！
　　──F.克里克（英国生物物理学家）
　　岳麓书院的“霜冷话语”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百年寂寞，先后请了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位先生登杏坛而发大响。笔者是漂泊异国他乡的湖南人，不过像一位法国诗人说的，世界太老而吾生又晚，失去机遇躬逢其胜，只剩得两个美妙题目在耳边余音袅袅：《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和《艺术经验的转化》。我都有兴趣，特别是余秋雨先生讲的第一个，更招人惹人也可以显出何谓“夸人”（《文中子・事君》：“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不过，正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首先得站在千禧的大门口，回首伫望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全景才是。我就望了深情一眼，却感到那里缺乏的是科学中的人文内涵，人文里的科学灵魂，许多人生好戏、文坛闹剧，都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一点，如果两篇演讲连小扣都没有扣一下，那岳麓书院庙堂再大，恐怕也会显得大而无当。
　　余秋雨先生本人也“认真地鸟瞰了一下”，不过舍中国而远趋新加坡。那次欢会还出了一本书：《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不知何时先生成了桥梁专家，大炒现饭，还是凌空架起那“四座桥”。但先生缺乏理工科的起码逻辑头脑，所说四样东西像岩洞里的蝙蝠配戈壁的芨芨草，划分依据混乱，不成体统，这早已有人指出。形象点儿说，前两座只能说是建筑桥梁的钢筋水泥，而第四座则不知所云，只有老三儿才算爬上了桥。再说，先生以一派“文化商格”，来大谈“文化人的整体人格问题”，也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对于一个没有科学底蕴，而又不进行反思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写的说的全是谎话，包括文章里的虚词和“人”、“口”、“手”、“刀”、“尺”等。在马来半岛最富有青蚨气的习习熏风下，余先生用最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大侃“应当把自己心底的生命的苦恼、生命的冲撞，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而“脑壳”后面，却连“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一点“小恶”都讳莫如深！言行之妍媸反差未免太大。西谚云，“一个傻瓜总能找到一个更傻瓜相信他的话”。所幸的是，市场经济已经启迪民智，大大提高了全民对堕入“更傻”境地的警惕性了。
　　岳麓书院一场不知天圆地方的“学术”报告，新加坡一番“跨世纪”的“文化对话”，都根本没有抓住文化的底蕴。由于余先生以“桥”发难，其他人的话语、文本（姑用两个先生很喜欢的词儿）也都面有“桥”色：半空千尺跨汗漫，不知何处是桥墩？我在下文要论证的是，二十世纪的文化（美术、文学、音乐、舞蹈等等），却是在科学的温室里受精的，都是在技术的产床上诞生的，就是在对于时空、关于物质、有关意识等等的精密研究和恢宏思考里边发育成长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文化可以叫做“加速器里的文化”；“中国文人”要跨“二十一世纪”，当然就应该是“加速器里文化”的“说书人”。那么，要讨论“大文化”，要做批评，要谈美，还离得开科学吗？否则，上诌一篇“文化”，下讲几座“桥梁”，左来数声“解读”，右搞一场“破译”，无非全是隔靴搔痒，或向壁虚造。我这里说科学，是要挖掘文化的科学底蕴，就是科学技术对于文化内涵根本性的影响、浸润、“迂回和进入”（le détour et l’accès，姑借用弗・于连一本讨论中国文化的书名）。这里自然并不指载体，也非工具。一个会把文章写到软盘上，写进因特网的作家，依然可以没有科学精神。我当然也不是说外国文人全是科学家，只想指出这乃是一片共识氛围，一种服膺态度，一个努力目标。物理学家出身的英国文学怪杰斯诺（C. P. Snow）就曾愤怒地说，人文学者对于不亲近文学的科学家嗤之以鼻，但是，不懂科学的文学家自己不是常常伊于胡底？其实，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化的真实写照：太缺乏科学思想和哲学反思，这两座相叠相成的莲花座。“五四”时代我们的先贤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论者常常感叹“德先生”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岂不知“赛先生”也还根本没有成为文化的“大众情人”，于是就必然引发了一些人“失恋”中的种种精神缺损和行为失态。岳麓书院和新加坡恰恰提供了演示场地。
　　那么，就让这边厢的文化瘸着腿还满街乱跑么？
　　科学向文化进军的那个千禧
　　文化，本是一份稍纵即逝的缘分，还是一腔永不饱足的饥渴，又是一种经久耐用的沉淀。这种缘分有一个特点：文化沉淀来源于人本能的饥渴如此迅猛，连稍纵即逝都能紧紧抓住，而这宝贵的积累沉淀又会在不经意间就荡漾泛起。人们都有体会，有时候，一片熟悉的歌声，一缕午后的斜阳，一阵薰风，几丝春雨，就会招来皇皇一篇遐想，拖来累累一串回忆，拽出整整一个时代。于是，文化这种缘就非要精密灵巧而又随机触发的机构不可。文化缘的科学秉性，就在于她原来是由一系列自然科学的精妙意象，一组组现代技术的精巧零件所构成的。这么说，既包括了文化的制作过程，也涵盖了文化的传播通道和欣赏机制。文化原是“建构性”的土产！
　　所以，文化的良种基因=崇尚思想+师法科学。
　　其实，这个叫今天的文化人有点儿吃瘪的公式，却早是古今中外、丰富多彩的传统。中国的孔夫子提倡学诗，振聋发聩地发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谠论隽语。在他老夫子讲坛上，科学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荆楚才子屈原，更是石破天惊向天地、向人生、向鬼神、向历史发出了一百七十多个大质疑，不问破宇宙死不休，这样下笔才“昂昂若千里之驹”！据李政道先生说，长诗《天问》是世上最早的宇宙学，也是用几何学来解析地球形状的一部科学！不肖的后学者以为拔着头发就能离开地面，只死背“不学诗，无以言”，于是从辽阔太空一下子自愿蜷缩到蜗居斗室去了。古希腊时期，科学家、诗人、哲学家睡的是“统铺”，比肩抵足。中世纪给文化一律给绑上了经院的“贞操带”，眼不窥园，足不出户了。于是经过几番几劫的反叛和反思，这才迎来了文艺复兴之春。但丁唱道：“爱，她能够推动太阳和其他星星。”这多么像东方太老师《周易》里的名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之后，自然科学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有一番“自然主义”的奇遇，遭到过一群发烧友分子超负载的挪用透支。那便是福楼拜歌唱“诗歌像几何一样精确”的天真时代。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千禧，迎来的是科学向文化进军的大好时代，艺术形式的滔滔洪流汇合着科学底蕴一泻万里。科学精神首先在画布上渗透皴染起来。光线，不再仅仅是视觉感受，而成了画家手里一门生动活泼的物理学；几何学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空间配置，而成了画布上一座非常艺术的坐标系统。世纪之交美术革新得力于三个人：塞尚致力于引进空间的新概念；高更专注在构图的新形式；凡・高则解放了色彩丰富华美的物理天性。三个人都分别是绘画上的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凡・高在他的书信里，发明了无数描写各种细微色彩差别的名词，研究这些色彩的物理视觉效果。塞尚则把自然表现为“透视而成的圆柱体，圆形和圆锥体”。人们都说西洋对于日本画的借鉴，其实真要溯本求源，西方现代美术倒都深受中国美术精神的影响。中国绘画的神韵说，可说是现代绘画各个流派都追求和崇尚的精神。中国美术史上奉为圭臬的“绘画六法”里，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中国的“气”，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概念、一篇宏伟博雅的人文意象，是人对于自然界基本推动力一种明确生动的概括。自然的“气”如何转化为画纸上的“神”，这就是中国美术自然观察的核心，也是技术操练的要领！我很尊敬中国有的学者，他们在皓首穷经般追索着流传海外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忘了，向宇宙时时发出率真而严肃的“天问”，也是西方从中国挪用过去的又一桩尚未归还的精神财富！
　　总之，到了二十世纪，艺术前沿和老百姓生活一样，同科学技术，同时空质疑，已经是形影不离了。
　　艺术向科学索取“崭新形式”
　　初次涉足现代美术的青年，一定会被印象派以后花色繁多的抽象艺术搞得眼花缭乱，由迷惑而景仰。其实，理解这些流派“功夫在诗外”！现代美术，几乎每一次创新的冲动，或者模仿的休克，都来自对于科学精神的必恭必敬的理解，或者热情过度的曲解。画家手里握着的是画笔（或者仅仅是能够代替画笔的某种物件），而心里想到的却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拓扑学，“机电一体化”等等。且举一堆小小例子。一个展开的“超立方体”叫萨尔瓦多・达利欣喜若狂，创作了著名的《基督受难》；而这以后，超立方体就一举成了艺术家跨上空间“第四维”的台阶。法国画家毕加比亚作“美国裸体女郎画像”，却只画了一只汽车上的火花塞头，诱使人们发动想象，那玩意儿一经触发就会点燃色情的火花。这也就是“裸体女郎”的艺术诠注辞，或者技术说明书，两者浑然天成。所以，法国诗人阿波利奈会说，毕加索的成功在于他一辈子总是“向宇宙质疑”，我看是有点儿像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科学无微不至，科学壮美寥廓，这就不能不给文化发射强烈冲击，造成深刻影响，逼她俯首、仰视，让她熠耀景从，科学家的只言片语，艺术家是创作宝鉴。怀特海和罗素在巨著《数学原理》里说：“每个个体只在它与世间其他东西的交织中才能加以理解”。于是，立体主义者等等派别的画家便把数学实验室搬进了画室，在绘画里把不同个体都搅和在一起，认为这才是物体的“崭新存在形式”。观赏者在理解立体主义的同时也要理解世界，反之也然，相互发明。相比之下，荷兰画家艾舍的图解数学概念的绘画，像那幅《莫比乌斯带》之类，倒主要只有图案趣味了。
　　还没有什么文化产品，比建筑艺术更会吸吮科学和技术的健康乳汁。当玻璃幕墙大肆掳掠中国大都会上空时，很少有人想到当初玻璃曾经代表过空间概念的“空”，或人文思考上的“无为”。在数学上，空的集合是空集，而空集为元素的集合不是空集。这一个个暗合于中国老庄哲学思想的空灵意象，再拌上老子说的“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等峻论，在建筑美学上获得广泛推崇、实际运用。玻璃是空，正好拥抱阳光，欢呼玻璃就是欢呼光明。香港的汇丰银行建筑是另一个样板。一爿银行应该用什么来象征和表现？且看汇丰建筑师佛斯特的推理公式：银行=金钱，金钱=运动（“钱滚钱”之谓也），运动之最=火箭。汇丰银行建筑于是就成了一台在发射台上整装待发的火箭！
　　二十世纪的科学发现给音乐家也带来了巨大心灵震撼，于是他们乐器上的音符也就跟着或欢呼雀跃，或俯首沉思。二十世纪的头脑不再把自然看成和谐晶莹、诸如水晶般的有机体，精密科学和精细分析揭示了什么都有着内部结构。马勒，勋伯格等人和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心灵震撼和理性认知，也从科学索取了“崭新形式”。人们听他们的音乐，发的却是科学幽思，好像看到了从混沌一团的煤炭，经过了时间的锤锻，声音的腾挪，渐渐变成晶莹澄澈的透明晶体，晶体里面蕴涵着一丛丛玫瑰似的美妙晶格，妖娆动听而又溢出言表之外。这就是交响曲！
　　谈美？谈美学？美学家如果不懂一点儿起码的数学还谈什么美？“惟有欧几里德才懂得裸体的美”，至理名言。英国学界泰斗罗素说：“公正地看，数学不但包含真理，还蕴涵无尚的美，一种严峻冷峭的美，恰像雕刻一样。”美学里不给这种严峻冷峭的美分一杯羹，文化老饕们会饱足满意吗？
　　“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从上面的一些微观艺术形象不难看出背后支撑的宏观指导思想，也可以掂量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大不同：西方文化浸透着一种发源于古希腊人的脾胃。他们生活简单，有的是时间着思辨追求，缠着反思苦恋；艺术如此醉心，文学也同样痴迷。陈寅恪先生研究过欧几里德，他说：“夫欧几里德之书，条理系统，精密绝伦，非仅论数论象之书，实为希腊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我想再用法国诗人布热的话来讲文学，最是精当：“思想之于文学，正如光线之于绘画！”
　　西方科学哲学巨匠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世界由“原子事物”组成，人类给它们的图形贴上了语言标签。但是，因为原子事物如何“描图”的方法非常主观，所以言辞同“原子”就无法一一对应。语言同思想之间这种相发明又龃龉、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理论，影响深远，厥功至伟。形象思维的天外飞弹，一心渴望科学思想来制导。乔伊斯为伊消得人憔悴，写就《尤利西斯》。他把英语散文的可能元素和表达方式全都“穷尽”了，旁人除非重复他的思路历程，否则很难卒读。在“天书”《芬尼根守灵夜》里，乔伊斯不得不进行再创新，殚精竭虑“发明”一种同音乐相似、但和思想相背的语言，例如，All moanday, tearsday, wailsday, thumpsday, frightday, shatterday till the fear of the Law之类。这本书里莫名其妙却最为精彩的一句，Three quarks for Muster Marks（叫三声夸克，来检阅马克），马上就博得理论物理学家喝彩，并且借用其中‘夸克’（quark）一词，来给物质最最小的构成零件定名，一时传为科坛文苑交相辉映的绝顶佳话。
　　医学、心理学更对文学艺术进行辅导、言传身教，弗洛伊德先生是急公好义到处免费出场。于是，美国作家维达尔在他的小说《迈拉・布里肯里奇》里，就把人都看成“雌雄同体”，颇得弗老神韵。从十九至二十世纪，对于时空神秘性的沉思追索，更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文人时尚。十九世纪的查尔斯・兰姆便说：“时间和空间最叫我困扰。”真深得屈子真传。美国现代小说家平钦就更付诸行动，迷上了对这样题材的推敲摆弄。他早期就写了《熵》，后来的成名作叫做《万有引力之虹》。在这些书里，奇妙的想象，荒诞的情节和怪谲的数学语言进行有机合成，合成了一个魔方球。凡此种种，都叫人想到有一种恰当的物理效应，迟早就会发明一种与之相应的器件；有一种科学理论或者著作，迟早也会出现与之响应的文学作品。霍金的《时间简史》也许就在等待着……
　　从施本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里，谁说闻不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说熵恒增加的“热寂”说）的影子？在西方文学和美术声势巨大的“变形”热潮里，难道听不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用“弯曲空间”代替了牛顿力学的重力）的背光？“热力学第二定律”之重要，上面提到的斯诺先生又发话了：对于所有学者都应该像莎士比亚一样，因为这关乎世界乃至宇宙的前途！再说牛顿力学给相对论力学取代，原来有特定的应用语境，天真而痴心的文学家却采取了全盘“拿来主义”。在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里，主人公罗冈丹眼里的世界是一团混沌不分、黏黏糊糊鼻涕似的胶体。主人公哀悼和怀念已经风光不再的牛顿力学，在那里一切都是中规中矩、轮廓清晰的刚体，一个简单美丽的公式就能风情万种地主宰一切。而现在这个“相对论”宇宙，居然存在着“扭曲变形”了的空间，在高速下“变慢”的时间，这只能让他感到一阵阵“恶心”。于是大势已去，自己这些人简直连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我们只是一大堆披枷带锁的存在物而已，自作自受，我们完全没有一丁点儿理由存在”。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在萨特主观上的无意错位，一举让“存在主义”在文化的子宫里受了精、着了床！
　　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弥漫在世界文化界的一片空气，一串公式，一种氛围，一个不管分子多么纷繁复杂而稳稳坐定的公分母。如果不是这么看，又怎么能够把里尔克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解而读之？这位奥地利诗人同卡夫卡同时代，也同卡夫卡一样诡秘晦涩。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所谓“格物诗”（Dinggedicht）。他在精密“格物”的基础上，把每一桩物理个体都加以诗化，又给每一个物种一片优雅飘忽的弹性粘性，一切个体于是都存在于一个数学上的“连续统”当中。在这些“格物诗”里，一朵玫瑰，一面镜子，一只娃娃，一泓喷泉，一匹野兽，一间房间──里尔克把它称为“梦中芸窗”的，都具生命，全有历史，皆能关联，就连呼吸也能成诗！里尔克如此热爱生命，喜欢格物，如果到过名闻世界的湖南桃花江“美人窝”，一定会写那里连虱子都是双眼皮、有酒窝的！“格物诗”是精妙绝伦的物理观察，也是美轮美奂的视觉意象。读读他的名诗《笼中豹》，就能感受到一片气韵生动，几声不同凡响：
　　
　　无穷尽走过铁栏，已把他的虎视磨损 疲倦了，对一切都已不再视听 他前面好似万千重铁栏 而万千重的背后世界早已不存
　　柔韧绵软的步武，轻捷强健的脚印 转着圈子愈收愈小，围绕着中心
　　像一场孔武有力的舞蹈 在中间，站着一个巨大的意志消沉
　　偶尔几次，那眼珠上的帘幕无声 会卷起，于是放进去一副图景
　　那图景穿透给静穆紧绷着的四肢
　　一直到达心中才黯然销魂……
　　
　　（笔者译。见《诗可以译》，《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4月15日）
　　
　　诗难懂，也难译，独有我们中国人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坡仙说“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里尔克的诗亦然，小扣大响，冷艳如霜。诗人正是笔墨酣畅地执行着《文心雕龙・诠赋》里的名句：“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其实，这里又有他深深受了“泛灵论”思想怀柔覆盖的影子！顺便谈谈诗人的创造。到目前为止，对于诗人创作秘诀的最好解释是没有解释，只有“灵感”，也就是所谓“突创”（Nisus）；而对于灵感的最深刻、最华丽、最独到、最概括的阐述，却又是法国数学家庞加勒的一篇小文《数学创作》！
　　当然，我们感兴趣是科学对于文学深层次的浸润，而不是文学对于科学表层次的搬用；玩弄科学名词不见得就有科学精神。多年前中国有一部描写数学家的小说，隔几步路便来一段莫名其妙的数论演草式。我看就像挂在绿树上的片片枯叶，怎么也品味不出这篇小说有什么科学人文精神。不想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世界村，中国文化居民仍旧我行我素，以为仅仅把人生经验“映射”（mapping）到“文字空间”就是创作，不需要任何思想给输氧，或者反思来制导。
　　注重文化修养的科学家都一定阅读文学，但是只有深深浸透了科学精神的文学，才能引诱科学家毅然决然“失身”，去偏离自己原有的严谨轨道，为之不惜去做一趟闯荡江湖的浪子。一个文学界、翻译界令人感叹伤怀的例子，就是波伏娃的《第二性》的英文翻译，这故事听起来颇有点儿像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第二性》第一本英文的翻译者不是文人，而是一位动物学教授帕石莱。为了翻译这本书，动物学教授不但要在不是母语的法文世界里过关斩将，而且要深入法国和德国一大帮哲学家的恶猛林子中去斩荆披棘，而对于生活在这片树林里的一头头“凶猛野兽”，他却一无防备。最后他不折不扣为了翻译这本书呕心抽肠而死，留下了一册优异卓拔的译本。在他身后，《第二性》许多别的语言的译本都得力于他传世的英译。
　　共生和“文化培养基”
　　英、法、德、俄等西方语言里，文化和“培养基”是同一个词。这是一片华美、深刻而命中注定的语言意象。西方文化人历来有一腔鲜明脾气，我喜欢称之为“共生共栖现象”：往往是一篇佳作一经问世，大家就立刻像过节似地踊跃传颂；一个疑义一经提出，所有的人马上以解决世界难题的劲头热烈讨论；思想和情趣的沟通像是有千万条通道交流往来，艺术品位和欣赏的感染也穿过无数道经络四通八达，创作上的相互启发和借鉴更像小学生那样你我传抄……他们不是“涸辙之鱼”，但“相濡以沫”，用自己艺术的、思想的高级分泌物来相互滋润着，互相补充着，共同繁荣着。所以，如果凡・高引用莫泊桑的中篇《彼埃尔和让》，里尔克非常喜欢塞尚的绘画，而卡尔维诺曾经作过“控制论”的报告，这就跟住在一个四合院的人家有事没事常串门一样平常了。他们与其说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不如说是一种完全共生共栖的文化生态！文化，也就是文化人的培养基！
　　中国的文化生态扎根于个体的“文人相轻”尖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冬天刺猬之间的关系：离远了就感到孤寒，凑近了又相互抵触！“门户之见”还只是一篇轻描淡写，“圈子”则是恰当的单刀直入。中国文人不愿自己的神笔在饱蘸墨汁的同时，也稍微蘸蘸那么点儿科学精神。同样，也很难要他们扮演共生的角色，用自己高贵的手臂去拥抱群体生态。
　　卡夫卡和同时代文化人的共生，是构成卡夫卡的一块部件。重要因子还有下面二者：当代科学发展作用于卡夫卡的巨大影响，卡夫卡所使用文学语言德语文学的熟悉程度。文学批评界如果没有准备这“三要素”而要“解读”卡夫卡，恐怕是太高难度动作。文学虽然天马行空，但公认的原则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小说容忍“虚构”（Fiction），小说评论却遵循“非虚构”（Non-fiction）。如果以为只要“换我心，为你心”，就能“解读”天下万事万物，而根本不用去“格物致知”，那就无异于“我思故我在”。这些作品真像是从几条狭隘“公理”出发，就推导出大块大块文章。笔者不得不说，这些“解读”的作者是用写小说的神笔来着色添彩，握着自己的“心”来挥洒自如，但这也就成了同评论主角风马牛不相关的“创作”了。且说，作者都是极有才华的小说家，何妨写写卡夫卡为主角的小说？写小说无须学识，只问人生，还可以一逞其能。至于“作家解读”、“新锐批评”什么的，也都搞个人狭隘经验乃至一时意气在文字空间的映射……说得不客气点儿，如果世上真有那么多精妙的“学问”，小小环球早已“载不动许多愁”了！
　　卡夫卡同其他人相互激荡共振是他写作时显示屏的一座图标。卡夫卡同时代的捷克作家恰佩克，他就写过《罗索姆万能机器人》和《昆虫游戏》等书，很明确地表现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壮举之下的渺小和恐惧，一种精炼化、艺术化、甚至程式化了的“末世情怀”（Eschatology）。这种情怀在同时代人当中传递、激荡而弥漫，往往就成了一种正面和反面都可以应用的万能公式。所以，在恰佩克那里是万能机器人，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就成了超级甲虫，而在比利时梅特林克的书房里，还会摇身一变而成了蜜蜂（看一看他的《蜜蜂的生活》），甚至花卉（读一读他的《花卉的智慧》）……事实证明，文化人敢于逾越雷池哪怕一步，向其他人的领域靠近而不怕尖刺，就会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成就。深受绘画影响的乌克兰导演巴拉让诺夫，他把镜头当作独立的绘画来拍了电影《故人影难忘》（Тенизабытыхпредков），作品一出就引起轰动。所以，文人们作为运行艺术的“主机”，他们之间的心灵通讯，同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不同“艺术经验”之间的“转化”，两者恰好互补，正组成了阿波罗车驾下面的两个轮子，让文人可以驾雾腾云！
　　卡夫卡式的“变形热潮”更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清风，它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变形之怪，是深深植根在布拉格的科学传统和反传统的反思苦果，也是文人在相对论世界、在科学发现所揭示的自然真相面前的一种人文杞忧。布拉格，“欧洲的魔术之都”，曾经是炼金术的中心和犹太密宗的渊薮，但是这里也生活过杰出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而且，科学和反科学有时候会披着同样华丽眩目的外衣，同样招摇过市。这样，才会在恰佩克心里顺理成章地激发机器人的幻想，也才促使卡夫卡把正常的“城堡”狂想为超自然力量的俯视狰狞。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其实是现代文学里游园惊梦的常客，也是文化沙龙节目过后夜里经常性的梦魇。根本原因是现代科学在分析自然世界，分细了、微分了还要进一步肢解，于是现代文化也在分解、乃至肢解人类本身。在这里，文化受着科学莫大的精神冲击，还顺带接受精密的技术培训。如果连这些背景的基本知识都不具有，要“解读”、要“理解”卡夫卡那才是缘木求鱼！如果真要像某些帮腔论文里说的“凿穿壁垒”，那不过是科学“凿穿”了文化人的千古陈年“壁垒”而已！
　　我回头来更有点儿疑疑惑惑了，现在有些大块批评文章的写家，是不是西方文化界常常警惕的“虚构写家”（fictioneer）？
　　世界是三维的，文艺也是三维的，有第三维的科学思想做支撑。写家们虽然虚构得天马行空，却又跳不出二维空间，奈何？某某人“解读”就说成“某某人”的卡夫卡，也无不可；我承认理解就是逼近。但是，也要像xy=a那样逼近数轴，而不要像y=x2与君生别离。这逼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邦达的一本书，名字是《知识分子的出卖》。是有人在出卖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在通过自己的所谓“分析”、“解读”、“破译”等等，在“出卖”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和作品的作者和主人公？
　　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人！
　　
　　我们于是看到了两类文化人，一没有科学思维，二从不进行反思，是为中国特色。而且往往两者集于一身。皇皇大作一篇篇、一本本抛出，但由于缺损了必要的指路牌，就必然跌进“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的黑洞！与此双峰对峙的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大人物”挤了几滴自我反省，小民们便山呼万岁、顶礼膜拜。这就证明了活得实在不正常。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盛赞这种“仁义”，恰恰说明“道”之不存。当年鲁迅先生谈到中国人的“特别”之处，就曾经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其实中国人的记性比起西洋人好得远，说到底无非是弗洛伊德的“动机性遗忘”而已！
　　害怕反思如同畏惧爱滋，其实大可不必，反思也决不像海阔天空吹法螺那么丢人显眼。对于自然和宇宙的亘古质疑，同对于文人自身的不断质疑，实在应该看成是一把剑的两个刃，用来解剖，也用于创造，解剖也是为了创造。思想恰像光源，既照见了暗行夜路，又照见文化人本身；如果文化人不愿意恶相狰狞过闹市，也当然应该照一照以便修饰仪表才是。对于夸夸其谈“甚至生命的分裂真实地表达出来”的“自我”，反思是一阵痛苦万端的“悖论”：我只反思那些不反思自己的文人。请问，我反思自己吗？答案便是没有答案！
　　其实，反思更应该是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关键部件。加缪就说过：“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人”。今天的许多文人让我不禁想起“小器”二字，小器实为文人大忌。人小器有个自然科学的孪生兄弟，叫做“热容”太小。酒精的热容就小，在室温的那点儿热度下都会挥发得忘乎所以；大海的热容就大，加温到九十九度也决不会腾云驾雾飘飘然。《抱朴子》里把“器小志近”者称为“庸猥之徒”，相信是文人决不愿意与之为伍的。不过，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负情商”文化
　　上面说的全是文化在“智商”上的症结，下边应该看看“情商”（EQ）。看来，文化也要好好向科学的情商学习。因为科学崇尚深刻宁静，抵制浅薄浮躁。用这一条我们可以牛刀小试，观察一下近来中国文坛的某些喧哗闹腾的有趣现象。为了比较，先从几句科学情商的溢美之辞开始。杜工部诗云：“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少有欺世盗名之心，拒绝扭捏作态之态，否则成不了大器；科学逼得你忠诚老实：“头脑像降落伞，只有张开才能起作用”。科学家要神秘的自然向他们袒露情怀，自己岂有不袒露真情事实的道理？某北欧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家乡报纸马上登出头版头条消息曰：“当年物理学不及格的人居然得了诺贝尔奖。”此公衣锦荣归时报告做得坦然诚实：“本人当年物理学不及格是事实。但是报纸还有遗漏：我的数学也是刚刚及格！”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革除急功近利之意，远离浮躁躐等之举，否则跨不进堂奥；科学迫使你静心冥思。科学要同那些以上亿光年为空间尺度，以百亿年为时间尺度的现象为伍，科学家自己岂能鼠目寸光？科学埋头于天地纳入芥子之微，还会有什么人生琐屑能够分其心志？科学整天生活在n维空间、和抽象得比真空还要稀薄的空灵透剔运算之中，怎么还会希望什么远方的鸿鹄将至？
　　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警惕哗众取宠之念，躲避曝光露丑之事，否则修不成正果；科学硬叫你修身养性。科学知道，水银灯的光亮其实不是真正的光源，做媒体“明星”不是文人学者本分。科学总是淡然怡然悠然坦然，文化也不应该都是一蓬喧闹的轻烟似的“格格”，“追星”永远追赶不上“追心”！美国黑人歌手戴维斯不是说吗：“做了明星，反而使我在有些地方更容易自取其辱”。文人中的白马王子司马相如早就说过：“苟能修身，何患不荣？”歌德更斩钉截铁地说：“平静出天才！”这些话真应该像曼倩先生说的那样，“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
　　在美国工作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梅特纳，就是一个悲壮凄美的典型，她曾经给爱因斯坦称为“我们中的居里夫人”。可这个“居里夫人”可没有前者幸运。她眼睁睁看着同事哈恩领取一九四四年诺贝尔化学奖，领取太阳光焰般的荣誉和烫手的巨额金钱。而得奖的“核裂变”理论，恰恰就是他们两人几年前在德国的共同科学研究成果。梅特纳逃离了“第三帝国”，在哈恩这种人看来她也就逃离了荣誉。梅特纳以一个科学家的豁达冷静对待这件事，只有她的美国同事都为她忿忿不平。直到一九九六年，一个女性“好事者”赛姆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出版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专著《梅特纳的物理学生涯》，才披露了其中的秘密隐情，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已经不能阻止哈恩掩耳盗铃地独吞诺贝尔……
　　文人典型的人生心态应该是崇尚自然，热爱艺术，与世无争。屈原就说过：“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骛争食乎？”英国诗人蓝朵也泱泱大度：“我不跟人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去争。自然，我爱；自然之后，就是文艺。”各种媒体对报道对象的常备礼品是“著名”二字，热切需要此二字的人士也甘之如饴。且听大科学家怎么说，李政道先生曰：“如读者不知此人，这‘著名’二字就是虚的，反之则是多余的”！
　　不过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前不久有一部“十批判书”，其中有一篇肆意“颠覆”钱钟书先生之作。揭开来看一看，原来其中仅有的可读部分却又是从别人那里抄袭而来，其文风一至如此。伯强何处？惠气安在？至于有两篇在家乡的文学杂志《芙蓉》上淌着泪的“悼词”，更是昧着良心的诛心之论。二十世纪我们尊敬的重要文学家，在他语词的炼狱里个个该杀；说是“悼词”，倒好像“赤吾族矣”的判决书。以我之鲁钝，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教授的心态，或者不如说是失态？！文章里还有一些初等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作者单单捧出语言学专门名词“语感”（Sprachgefühl），作为评判作家语言的惟一法宝，但是对这个词在语言学上的基本含义都根本没有弄懂。于是乎，文学创作和影视银幕上的胡编乱造，同这种文学批评文章的夸诞虚妄一起合奏和响，交相辉映，实在成了目前中国文坛一大景观！有时候真让人觉得，现代化三字好像也像其他星系一样，愈来愈离我们远去。因为现代化原应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提高素质的过程，而素质又由文化决定。文化如此，素质安藏？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说：“我们美国教授要他们的文学清朗、冷峻、纯洁，而且非常死气沉沉。”我们的教授们、文学批评家，则要他们的文学去晦涩、去炽热、去肮脏，再加上端在市场盘子里拼命去漫骂侮辱，否则，他们就要祭起“悼词”咒死你！于是，世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叫平常人对文字本身产生憎恨厌恶，一是径直去憎恨文字，二就是逼人去读这种批评文章！
　　中国文化界、文化人俊彩星驰，不甘寂寞。文化特别想做目前还是新鲜事儿的司法诉讼的“弄潮儿”，不以正方为己任，就以反方来自诩。动不动就对簿公堂，已经成了文坛奇观、斯文义演。衮衮诸公其实应该读读枚乘的《七发》：“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文化似乎也该再补学一点儿气度和雅量，给自己营造一点儿清净宁静的境界。美国作家贝娄的话深中肯綮：“只有闹中取静，文艺才能有所成就”！
　　好了，到此我们止不住要盘根究底试问：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抽象地说，他们正应该是时代宏观形象的诠注者，他们注定是世界飞速变化的见证人。有英国勃郎宁夫人的诗为证：
　　
　　如果世上还有诗人的空间
　　那惟一的工作就是将时代来表现
　　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
　　同“查理曼大帝”无关……
　　那么，他们又怎么可以漠视时空演进中的精髓和动力：科学技术，她的纯洁意象，从容性格，理性本色？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话说得更大器凛然：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说是经国而且不朽，岂有拒绝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的道理？
　　所以，每当我翻阅法国散文家蒙田的时候，不禁都会深感他警世喻世醒世的一片拳拳睿智：“人生大忌，莫过于方寸失调”。说这话可有些儿“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不是湘人，也没有在湘江边生活，对于“湘学”毫无传承，有的只是一背唐诗宋词就动辄出错的才具，居然能够吹出可以“谈四个小时湖湘文化”的超级法螺。方寸失调，莫此为甚！九天之际，隅隈多有，直觑得吾湖湘无人乎？呜呼，这也就是中国目前文化界的一大景观了，又一个不足为怪！就此关机。
　　
　　（本文是一本同名书的大纲，文和书都是根据老友周启申高级工程师的启发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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