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有的反思：葛剑雄编年自选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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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我的1978年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的上大学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足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又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三个月后复查。拿着这张诊断书，我不知是如何从福建北路闸北区结核病防治所回到家中的，也不知是如何回答母亲的询问的，直到晚上睡在床上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一直享受着他们的格外关照——可以到教师阅览室看书，能通过教师借书，上历史课时不必听讲而可看我自己的书。尽管在政治学习或讨论时我也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准备考大学，但也准备考不上大学时服从分配，到新疆或农村去），实际却只有一种准备。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或者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当时主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居民每十天配售二两肉，但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一张“照顾卡”，凭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还可订一瓶牛奶。我尽量增加营养，以便及早康复。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很难保证下一年就能通过体检，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总能找到机会。所以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文革”期间，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新指示发表，曾经给我带来一线希望，但马上破灭，因为毛主席特别指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所以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曾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小家庭新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上海的大学选择余地有限，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想选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或者有“政治风险”的专业，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以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且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上，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他的名字。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所以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
在报名时我遇见了高中母校市北中学的历史教师W。1963年我病休时常去教师阅览室看书，W刚由上海师院毕业分配来校当教师。我与他相识后常去他宿舍聊天，留校实习时还有来往。我离开市北后听说他因“犯错误”而被调往海滨农校，已经多年没有音讯。W问我报什么专业，原来他也报了历史地理。当时他显得很紧张，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得知我与他报考同一专业，连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在上海工学院（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五门考试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拨乱反正，抓纲治国”、“三个世界理论”等讲得很熟，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的基础，加上“文革”期间不时在学《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看《北京周报》，给学生上英语课，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出了考场，又遇见W，他神情紧张，问我谭绍光是什么人。听了我的回答，他连说“完了完了”，匆匆离场。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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