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登勃洛克一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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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译序
黄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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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出版商萨缪尔·费舍尔致信旅居意大利罗马的托马斯·曼：“如果您肯给我机会出版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哪怕是一本篇幅不那么大的长篇小说，我将非常地高兴。”这位年仅二十二岁、只发表过几个短篇的文学青年欣然允诺。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从罗马写到慕尼黑，完成了一部以他的故乡——濒临波罗的海的吕贝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取名《布登勃洛克一家》[1]。小说于1901年出版，出版不久便显露峥嵘，反响甚大，[2]销量随之出现戏剧性攀升[3]。从马赛到哥本哈根，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都有读者发出惊叹：“和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模一样。”1929年11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托马斯·曼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但保守的评委们对《魔山》这样的长篇杰作和《死于威尼斯》等优秀中篇视而不见，特别强调托马斯·曼获奖是因为他写出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4]时至今日，《布登勃洛克一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文学经典……初出茅庐便写出不朽的长篇，文学史上仿佛又增添了一个一不留神搞出伟大作品的奇迹。然而，托马斯·曼不相信奇迹。他在惊喜之余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起点不高、期望不大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凭什么打动世人？他冥思苦想，终于在年近半百之时豁然开朗：《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市民阶级的心灵史”，他的一生，其实只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市民变化的故事”。
为概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中心思想”而绞尽脑汁的外国读者，十有八九不会因为读到托马斯·曼这一高屋建瓴的自我总结而茅塞顿开，因为“市民”恰恰是一道阻碍外国读者进入托马斯·曼艺术世界的概念屏障。我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德文词Bürger。Bürger源自Burg（城堡），字面意思是“保护城堡的人”，也就是“城堡居民”或者“城市居民”，即“市民”。在西欧，市民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阶级，就存在对立面。一部欧洲近代史，就是市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历史，就是前者高举着自由、平等、知识以及劳动光荣的旗帜，与固守政权、固守旧有社会观念和社会秩序的后者对垒的历史。这场斗争在18、19世纪才尘埃落定，西欧各国的市民阶级相继登上历史的宝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引领时代。然而，尽管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德国市民阶级的自我意识却和他们的近邻有所不同。Bürger一词便是例证。Bürger的内涵意义不同于英语的burgher（家道殷实，思想保守的中产阶级市民）或者citiz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也不同于法语的bourgeois（资产者）或者citoyen（公民）或者二者之和，让英文和法文译者不胜烦恼。[5]与德国人同文同种同历史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尚且如此，中国读者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因为阅读托马斯·曼的作品查阅一本合格的现代德汉词典，我们有可能被Bürger词条搞得头晕目眩：市民，公民，市侩，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我们习惯把“市民”看成“城市居民”或者“市井俗民”的缩写，既不理解德国“市民”的关系为何如此复杂，也不明白德汉词典中的解释怎么就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地适合托马斯·曼的语境。[6]撞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翻译家，这个词恐怕只好音译为“毕尔格”。Bürger的隐含意义如此丰富，如此驳杂，多少反映出社会意识的历史变迁。这中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德国市民阶级（das Bürgertum），实际上是一个精英阶层，是由医生、律师、工厂主、大商人、高级公务员、作家、牧师、教授以及高级文科中学教员组成的中上层。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联系形形色色的阶级成员的纽带。据考证，德国市民阶级在19世纪——历史学家们称之为das bürgerliche Zeitalter（市民时代）——中叶仅占总人口的5%，如果把匠人、小商人、小店主这类小市民也计算在内，也不超过15%。尽管德国市民阶级都是殷实之家，我们所熟悉的政治话语也一直把他们统称为资产阶级，使人联想到这个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占有并崇拜财富，但是德国市民阶级很难接受单纯的资产阶级称号。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引以为豪的恰恰是财富和文化的水乳交融。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虽然他的姓名之间添了一个代表贵族身份的“封”字，他仍然被视为德国市民阶级的伟大代表）的一句箴言便充分表达出他们的文化精英意识：“若非市民家，何处有文化。”[7]第二，从19世纪开始，Bürger这一概念便不断受到贬义化浪潮的冲击。德国浪漫派对市民阶级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把市民统统描绘成手持长矛的形象，使Bürger 和Spieβbürger（市侩，小市民）[8]结下不解之缘；掀起“波希米亚革命”的艺术浪子们纷纷向吉普卜人看齐[9]，浪迹天涯、无牵无挂的“波希米亚”让稳定而体面的“布尔乔亚”遭到严重的审美挫折；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认清了德国市民阶级的本质，Bürger不仅成为保守、软弱、缺乏革命性的化身，而且和来自法国的Bourgeois（资产者）融为一体；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生运动和新左派思潮的兴起，“市民”和“市民性”再次成为批判对象，市民阶级的文化优势也沦为笑柄，左派人士故意画蛇添足，张嘴就是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10]。就这样，Bürger从一个原本褒义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中性的、见仁见智的概念。
托马斯·曼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感情。和许多艺术家不同，他年纪轻轻就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归属感。人们也许会因为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吕格尔》（1903）感人至深地刻画了市民的灵魂和艺术家的灵魂如何在他心中对峙和争吵而疑心他的阶级立场发生了动摇，但是这一顾虑被他随后发表的《阁楼预言家》（1904）打消。在这篇小说中，他不仅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头戴礼帽、蓄着英式小胡子的中篇小说家（这是19世纪德国市民的标准形象），而且带着讥讽和怜悯描写了在阁楼上面折腾的“波希米亚”。对于他，“市民”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市民阶级是一片孕育哲学、艺术和人道主义花朵的沃土，歌德和尼采都是在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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