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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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
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
ISBN：978-7-313-19056-7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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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吕思勉是20世纪的史学名家，其著述规模恢宏，博赡丰实，既注重考据，又擅于融会贯通，素为学术界所推重。这部著作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先后用文言、白话撰写过两次，完稿于1933—1934年间。原稿系他任教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用的讲稿。作者自称是一个空想的大同主义者，服膺孔子的大同学说，遂用孔子的学说来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作者认为，大同之世并不是空想而是在历史上确有的史实，它不仅是孔子所想望，也是我们心所向慕和祈求的社会；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努力以回复那美好平和的大同社会。《大同释义》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大同思想，是作者的“历史哲学”；作者用孔子的大同学说来诠释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其中也融入了不少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此可见得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精神，以及传统历史理论的特色。《大同释义》也可看作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一份珍贵资料。书后附有作者《自述》，比较详细叙述了自己治学之路和成果得失。
出版说明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教于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50年代被评为一级教授。吕思勉是20世纪的史学名家，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以及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著作总量约1200万字，其后学编成《吕思勉全集》26册出版。其著述规模恢宏，博赡丰实，既注重考据，又擅于融会贯通，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素为学术界所推重。
《大同释义》是吕先生任教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用的讲稿。作者自称是一个空想的大同主义者，服膺孔子的大同学说，遂用孔子的学说来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作者认为：孔子所说的大同、小康、乱世的划分，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三个时期：大约最古的农耕社会，就是孔子所述的大同之世，也是老子所理想的“郅治之极”；自炎、黄之争以后，大同之世渐入于小康；小康之治，历禹、汤、文、武、周公数世，又渐转入乱世。大同小康等世运之升降，显示了古代社会变迁的轨迹。其时，社会虽转入乱世，但试图改革而重归大同的努力，并未放弃。自先秦、西汉，乃至新莽，社会改革的思想及其实践，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息。作者认为，大同之世并不是空想而是在历史上确有的史实，它不仅是孔子所想望，也是我们心所向慕和祈求的社会；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努力以回复那美好平和的大同社会。作者自言：童年时最信儒家的张三世之说，向往世界大同，对于康、梁的大同及张三世之说，深加钦佩；“所笃信而想往者，为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以为人莫不欲善，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大同而后已。”这种植根于髫龄时代读康、梁著作而形成的见解，终其一生也未尝改变。
《大同释义》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大同思想，是作者的“历史哲学”；作者用孔子的大同学说来诠释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其中也融入了不少当时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此可见得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精神，以及传统历史理论的特色；作为一个纯粹的史学家，作者的大同思想与他对历史的诠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传统的知识分子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缘由，故《大同释义》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一份珍贵资料。
吕先生的这部书，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用文言、白话两次撰写，足见作者对这部著作的重视。文言稿完成于1933年暑假前，白话稿撰写于1933年暑假后至1934年9月。文言稿以《孔子大同释义》为题发表于1935年第10、11期《文化建设》月刊上，后收入吕先生《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白话稿曾收入《吕思勉遗文集》和《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2016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吕先生手稿四册。现将文言、白话两稿一并整理汇编，并附以作者在1952年撰写的《自述》，供读者完整了解吕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独特诠释。
大同释义
自识
《文化建设》月刊编者以孔子之思想，征文于予。夫孔子之思想，其大不可以一言尽也。抑后人之立说者，莫不自附于孔子，究之孰为孔子之真传？孰为后人所传益？又不易辨也。然今日阐发孔子之思想，所急尚不在此。盖圣哲之立说，必因乎其时；即后人之所传益者亦然。说之宜于一时者，未必其宜于异时，此泥古之所以病也。孔子治天下之法，具于《春秋》。《春秋》大义，在张三世。三世者：曰乱世，曰升平世，曰大平世，实与《礼记·礼运》“大同”“小康”之义合。孔子谓世运之降，由大同入小康，由小康入乱世；欲逆而挽之，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也。孔子教义，传于后世，及后人所推阐者，皆以治小康之法为多；其说不尽宜于今，遂为今人所诋訾，若将大同之义，阐而明之，则其广大精微，而无所偏党，尚有非今人所能逮者，绝无陈旧不适于时之诮矣。然大同之义，非可以空言释，非根据社会科学，阐明孔子思想之所由来，固无以服今人之心；抑非此，亦不足以阐明孔子之说也。兹篇之作，意在于是。学识陋劣，安能有当？尚望当代通人，惠而教之。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武进吕思勉自识。
一、论大同究实有其事抑系孔子想望之谈
大同为治化最高之境，在今日已无疑义；所争者，果为往古实有之事，抑孔子想望之谈耳。想望之谈，原非必不可见诸实事，然较之曾见诸实事者，其难易终有间矣。故就此问题，加以讨论，实于世人对大同之信心，颇有关系也。
大同之说，以予观之，当系实事。诸子百家，论世运升降，多以皇帝王霸，分别隆污；如《管子·乘马》云：“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兵法》云：“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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