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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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写在前面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由我过去写的三本书，即《论竞争性市场体制》（1991年出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1999年初版、2009年修订）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2005年初版、2013年修订）集结而成的。读者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经济面临诸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应对的当下，重印旧著和重读历史是否对于克难解困有所助益呢？
我的回答是，这不仅会有所助益，而且是一种必需。
的确，目前我们面对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尚未走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另一方面，2020年又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使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市场主体、粮食能源供应、产业供应链等六个方面的安全和稳定都受到威胁，以致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六保”。所有这些都表明，采取果断措施来进行应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实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就必须追根溯源，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并且据此建立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可靠分析框架。只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弄清楚相关的基本问题，才能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现实问题给出正确的诊断和处方。
改革开放以来，各界同仁对于研讨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问题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所谓“对症治疗”政策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而没有能够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原来那些对基本问题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以为出现了全新的事物，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集结在这里的三本书，正是力求亡羊补牢，按照经济科学的要求，讨论与中国发展和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
从横切面看，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聚焦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体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选择和变迁；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推动力量。从纵切面的角度看，则需要分析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三本书，正是就以上三方面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一本我与刘吉瑞君全面讨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对话录，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在这之前，市场取向改革论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已经进行过两次冲击，但是因为本身的理论不够透彻，所以都没有能够撼动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
第一次冲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文革”十年动乱把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推向溃败的边沿，而市场经济国家意料之外优异表现带来的强烈震撼，使一些长期对苏联式或本国式意识形态教条存在盲目自信的领导干部在走出国门进行考察后，认识到适度开放市场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必要性。中国的主要党政领导人也随即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开始了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
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钳制和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大多数国人对20世纪经济科学的进展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和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市场必然产生“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厌恶与畏惧，就使得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旧思维很容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回到统治地位，造成在方针政策上的摇摆。仅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接近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代替。
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赢得了势头。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计划经济做了一种能够包容“商品经济”的阐释，要求“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上述论断把改革扭回到了包容商品货币关系的正确方向上，但它并没有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规律等等做出达到现代经济科学水平的界定，因而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还有不少模糊不清的地方。特别是采取“商品经济”这种俄语的模糊叫法来指代市场经济，同时把价值规律定义为在资源配置结构既定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就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变动引导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本质规定。还有，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上“有计划”的定语，也为计划经济为主和政府重新主导资源配置埋下了隐患。
于是，80年代后期在党政领导机关中爆发了对于中长期改革基本路径的争论。
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认为既然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核心配置稀缺资源的一整套机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应当在扩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控制权方面单项突进，而应当在发展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整体配套地进行。
这种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得了决策层的支持。1985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所谓“七五三条”的形式将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并且要求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奠定这一新体制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不赞成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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