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的小船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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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去中国的小船
系列：村上春树文集
作者：[日]村上春树
译者：林少华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次：2008年7月第一版
ISBN：978-7-5327-4601-9
一校、排版：Stuck；二校：RX
“去中国的小船”搭载的是什么
林少华
《去中国的小船》。
“去中国的小船”搭载的是什么？村上开门见山地援引旧时歌谣：“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这是作者本人给予的答案，但毕竟是引子，未必可以当真。还是让我同样开门见山地引用一位日本女作家给予的答案：
《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最初的短篇集。常说处女作包含了一切，的确，这部短篇集描写了迄今为止村上文学世界的所有要素——《寻羊冒险记》之“物语”膨胀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之对于自我解离的恐惧，《电视人》之硬质，《奇鸟行状录》之徒劳感，《斯普特尼克恋人》之空虚的永恒性……无所不有。有的堂堂正正、有的蹑手蹑脚地隐身于语言背后搭上这条小船。（小川洋子：《想翻开<去中国的小船>的时候》，载于《EUREKA》2000年3月临时增刊号）
作为我，自然更倾向于采纳第二种答案。虽说“无所不有”未免言过其实，但不容否认，村上这部最早的短篇集确实同其长篇处女作《且听风吟》一样，可以从中推导村上文学之船所搭载的诸多内容及其日后航向。
短篇集收有七个短篇，作为单篇的《去中国的小船》写于1980年，即完成《且听风吟》的第二年，是村上第一个短篇。同后来的《象的失踪》和《再袭面包店》等短篇相比，可能不是最出色的，但无疑是最具个人色彩或“私人性质”的一篇。1983年连同其他六个短篇结集出版时特意以此篇作为书名，从这点也可看出作者对这一短篇的珍视之情。
2003年1月我在东京同村上见面的时候，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我和他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林：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大陆的、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奇鸟行状录》有不少战争时候的hard（酷烈）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份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翻开这个短篇，里边确有相应的描述：“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我所在的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成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性格有开朗的，也有沉闷的；住处有堪称气派的，也有光照不好的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且厨房亦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村上明确表示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作为创作或许出于心血来潮，但并不纯属虚构。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体验或者作品中传达的体验是怎样的呢？下面就通过“我”遇上的三个中国人来梳理一下。
“我”遇上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小学里的中国老师。“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但可以看出左腿有一点点跛，且跛的方式极其自然。他在对前来应考的日本小学生们开口讲话之前，“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板……紧张的小学生大气不敢出地盯视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作为教师，跛脚虽令人意外，但作派是较为常见的。开口讲话后给人的感觉至少可以归纳出两点：一是认真，认真交代考试注意事项，认真叮嘱不要往桌面乱写乱画和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二是诚恳，诚恳地诉说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和怎样才能友好相处，诚恳地提醒日本小学生要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后一点想必出自他作为男人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人生体验。诚恳的话语总能打动人，所以二十年后早已忘记考试结果的“我”仍能想起这个中国老师和“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不料，明明曾和“我”在同一考场考试的一个日本女孩——“我正恋着她”——却不记得了。
“监考老师是中国人？”
她摇头道：“记不得了。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没有乱写乱画来着？”
“乱写乱画？”
“往桌子上。”
她嘴唇贴着杯口，想了一会儿。
“这……写过画过没有呢？记不清了。”说着，她微微一笑，“毕竟是以前的事了。”
……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乱写乱画？想不起来了？”我又问了一次。
“跟你说，真的想不起来了。”她笑着回答，“给你那么一说，倒也好像那么做来着。终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同样在那间临时作考场的教室同样听了中国老师诚恳的叮嘱和鼓励，“我”时隔二十年而仍能想起，但“我”正恋着的女孩则“记不清了”、“真的想不起来了”——这种与主人公的“想起”同时存在的淡忘与诚恳的错位，可以从中隐约读取村上对中国人怀有的——或村上认为日本人应该对中国人怀有的——愧疚之情。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认为可以归结为“我”对于中国人的“原罪意识”，并认为这部分即“第二节同鲁迅的《藤野先生》有相似的结构”。鲁迅对“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藤野先生“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为此感到愧疚，不妨说“背叛”了藤野先生；“我”的女友那种淡忘不妨视为对中国老师诚恳叮嘱的“背叛”。就此而言，藤井教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藤井省三：《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朝日新闻社，2007年7月版）。
这种愧疚心情没有就此终止，于是在第三节出现了“我”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这时“我”已大学二年级了，对方同样是大学生，女大学生。两人是在一家小出版社仓库里打工时认识的。中国女孩同样十九岁，个子不高，长相说漂亮也并非不可。“她干活非常热心”，并且她的热心不是一般的热心，而“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由于太热心了，以致工作中“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的一点点差错就使她陷入了长达三十分钟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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