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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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0316）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二○一○年五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第二种）
丛刊编委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主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北京大学历史系）
前　言
本书的前身，是我于200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2001年以《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为题，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3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我获得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继续进行该项研究。本书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果之一。
本书是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修改而成。第一章第三、四节讨论汉初东方政策的部分，利用新出的《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珍贵史料，做了较多补充和较大改动。第二章第三节增加了《王道与天道》一小节，讨论董仲舒的天道理论。原书主要讲西汉，只有第五章涉及东汉，份量也只相当于前面各章的一节。本书则对东汉的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第五章中，第三节是原有内容，第一节和第二节是新增的。第六章全部内容都是新增的。对其他原有内容，笔者也广泛查阅了大陆、港台以及日本学界近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部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引文和注释依照现今流行的规范，标明了版本、卷数、页码、出版地、出版单位等信息。
本书的写作曾得到祝总斌、阎步克、胡宝国、李开元、罗新等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在史料的版本校勘方面多次得到桥本秀美先生的指教。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王芳女士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引　言
秦朝统一了，但很快又灭亡了，天下一度恢复了分裂局面。然而统一仍是当时历史的主要趋势，于是有汉朝步秦后尘再建帝业之事。汉朝建立后将如何避免重蹈亡秦覆辙？这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秦朝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汉朝历史的真正起点，就此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则是汉代历史的重要侧面。
汉初几十年，承秦而来的法治传统是朝廷政策的主流，黄老无为之术则被用来抵消或缓解其负面影响。汉初统治者以这种方式完成了重建帝国的任务，但能否真正巩固其统治仍面临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儒家学派迅速兴起，《春秋》学家尤为活跃。他们分为两个阵营，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这两个阵营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武帝继承了汉初的法治政策，同时“尊《公羊》家”，创造了“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模式，并出师征伐，变更制度，巩固了汉朝的统治。昭宣两朝继承武帝晚年的政策，完成了武帝的事业，但苛酷的吏治和“与民争利”的财政政策，受到《公羊》家及深受其影响的儒生们的激烈批评。宣帝扶植《穀梁》，排抑《公羊》，致使元帝以后在“《穀梁》大盛”的背景下，兴起托古改制运动。至王莽时期，随着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学的兴起，改制运动进入高潮。王莽借改制之机篡汉称帝，又因改制失败而被推翻。东汉建立后，《公羊》学借谶纬之力恢复了独尊地位，并对朝廷内外政策产生了更深的影响。但难以逆转的吏治苛刻之风和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又使之遭到严重质疑。于是，古文学再次崛起，提出一套以“礼”为核心的经学政治理论。
在汉代历史的上述演变过程中，“汉道”和《春秋》是两个重要概念。《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太宗穆穆……登我汉道。”1《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2“道”，本义指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又曰：“路，道也。”3引申为政治概念，则指治国治天下之道。董仲舒《天人三策》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4不言而喻，“汉道”便是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如何认识和确定“汉道”，是汉朝统治者思考了四百余年的问题，也是汉代各种政治学说包括儒家内部两种政治主张争论的焦点。《春秋》则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它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改写而成的5。《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春载孔子语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何休注曰：“其贬绝讥刺之辞有所失者，是丘之罪。”6孟子也曾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7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8按照这些说法，经孔子修改过的《春秋》已不再是一般的史书了，它变成了儒家的经典，字里行间隐含着孔子对当时出现的种种“邪说暴行”的批判，也隐含着他为后世“天子”亦即汉朝制定的拨乱反正之法。这种说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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