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新批评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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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序
序言　新批评与当代批判理论——写在《重访新批评》之前
引言
第一部分　新批评派关于文学基本性质的理论
第一章　文学与现实，文学特异性
第二章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第三章　作品的辩证构成
第二部分　新批评派的批评方法论
第四章　文本中心式批评
第五章　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学
第三部分　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研究
第六章　语象·比喻·象征
第七章　复义
第八章　反讽
附文　近年应用新批评的佳例
附录一　引用新批评派文献
附录二　新批评派常用术语简释
附录三　新批评派重要人物简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访新批评，赵毅衡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06-5046-2
Ⅰ．重…　Ⅱ．赵…　Ⅲ．文艺批评—世界—文集　Ⅳ．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155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　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n.cn
发行部　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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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33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册　定价：34.00元
序
序言　新批评与当代批判理论——写在《重访新批评》之前
赵毅衡
一、新批评与我，与我们
为什么新批评派值得重访？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访。问题是为什么新批评更值得重访。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讨论具体作品时，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对我，对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我们面对的知识集合，就是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们无法跳过历史的演变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读弗洛伊德直接读拉康。要了解现代文论，无法不读形式论，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就绕不开新批评。正因如此，《重访新批评》也就有不得不出的理由。
在这一层理由上，新批评派与其他派别相同。然而，还有别的几个理由，让我们更加必须重新拜访新批评派。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有缘。我的学术领域之一是中西文学关系史，当年我选中新批评做研究课题，是由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诸多关联。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社会科学院读硕士。那时精力比现在好，心气比现在高，做学问讲究一个“彻底”，也有做苦功夫的劲头。当时我的原则是：凡是做一个题目，落笔之前必须通读全部必须读的文献；一旦书成，要准备后来人提出新的更高明的见解，但是至少在资料详备上不会轻易过时。
一九七八年，我到社科院跟着卞之琳先生读莎士比亚，每过一个月左右到先生干面胡同的书房里。按先生的布置，写一些读莎笔记呈交先生，他说可以才写成文交给刊物。记得是第二年，卞先生突然说：“我看你的兴趣在理论。”我听了有点吃惊：七十年代末的青年学子，避“理论”唯恐不及：觉得尽是一些“理论家”在吵闹不休，争论上纲上线互指祸国殃民，说的都是一些近乎弱智的废话，有出息的学生应当读出作品灵气，写出优雅文字。卞先生怎么会发现我“兴趣在理论”？
回想起来，应当说先生眼光极准：我的确是太喜欢在品赏文字上说出一个名堂。当时先生不等我结束犹疑，直截了当地说：“你就从新批评做起，一步步做到当代。”
新批评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瑞恰慈数次留在中国执教，对中国情有独钟；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教材，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穆旦，巫宁坤，郑敏等人，四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克兰（R.S.Crane），奥格登（Richard Ogden）等人，他们算是新批评核心耶鲁学派的论战对象（现在看来他们同多于异），中国学生也不得不熟悉导师的对手。一九四八年燕卜荪从北京去美国肯庸学院赴兰色姆召开的会议，今天的家常便饭，当时恐怕创造了几个纪录：这是新批评唯一的一次集会，“文学理论”竟然重要到召开“国际会议”；二是远道从中国乘飞机赴会，煞风景的是燕卜荪夫妇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圆券”去买机票。
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心向往之的课题：中国的介绍，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卞之琳，钱锺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而且这些前辈七十年代末都在社科院。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卞先生解嘲说：“三十年代初瑞恰慈在清华开‘现代文学理论’，我也去听了，一点也没有听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想做而时代不允许他们做的事。
后来我读到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那本《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这本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下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八十年代中期，我借编《新批评文集》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荪，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一九七八年六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再没有醒来。
卞先生劝我研究新批评，还有一个原因，今天的学子听来或许匪夷所思；七十年代末，新批评已经“过时”。那时，连结构主义也正在“过时”，形式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转向了。这个局面，恰是当年卞之琳先生指导我研究形式论的动机，也是我们今日重访新批评的价值所在：可以通读一个学派的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可以从头起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那时候中国学界没有追赶新潮的狂躁：既然一辈子做学问来日方长，何不悠游源头，再顺流而下？把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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