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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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
作　者：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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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偶然才是命运
第一节 做教授，还是做生意
第二节 为什么不见自行车王国的自行车
第三节 生意场的赌局与骗局
第四节 巴黎的服装批发中心
第五节 生意中的第二波最甜
第六节 奔驰：巴黎—岘港
第七节 巴黎的自留地
第八节 一个香港商人的发家史
第九节 巴黎易住，不易生意
第十节 一欧元买一个火力发电厂
第十一节 中国第一家品牌特卖商场
第十二节 地产经济的大潮
第十三节 办一所大学，怎么样
第十四节 放大胆子去敲门
第十五节 有趣的三十年代大饭店
第十六节 绿色能源计划
第十七节 与GE、BP及日立做交易
第十八节 又一种罗生门
第十九节 争取上联合国
第二十节 不是结局的结局
与生意有关的回忆（代后记）
钟文先生 的前半生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在深圳大学任系主任、教授，圈子里是像北岛、顾城、杨炼、谢冕这样的至交、神交，一帮子人一道为了诗歌而论战、写作。1990 年之后钟文不得已前往法国生活，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与诗了无关系的人生。钟文的生意做得很大，后来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最终他又回到了亦文亦商的生活。
前　言　偶然才是命运
无须使用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智慧，也无须用高深的形而上学思维去考虑，你只是用亲身经历过的，用五感六觉体验过的经历，你都会对现在的中国当代哲学的苍白而荒谬的某些理论感到可厌。譬如，什么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总是有规律可循的。无论从长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还是从活生生的现实来看，这样的理论实在是经不住推敲。这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哪一次是在规律的运转下发展的？几乎没有。我还反感“偶然”与“必然”的所谓理论，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词典里，“偶然”永远是短暂的、表面的，甚至虚幻地存在那一刹那，而“必然”是永恒的，决定一切命运的内里东西。“偶然”的背后一定有“必然”。这种说法在今天太普遍，但实际上是太片面。宇宙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人的产生也完全是偶然的，这个背后的必然性谁找到了？至今没有找到。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偶然，只是“人与宇宙产生”这个偶然的结果。
我回想我自己不长也不短的往昔，我感觉到的都是偶然：偶然地上大学（因为我的出身成分不好，本不能进大学读书的）；偶然地卷入到反革命小集团的嫌疑犯中；偶然地去山沟沟里劳动；偶然地被平反；偶然地成为作家；偶然地成为大学教授；偶然地离开中国；偶然地做起生意……
我在这么多偶然中实在是找不到必然的那些根本线索和因子，人生的一切实在都是天命纵然。福兮祸在，祸兮福在，人需要努力，但一旦执着就坏事；知进而不识止更坏事。随缘才可以达到行云流水般的境界，随缘也就是随偶然，偶然的偶然的偶然才构建了一个人的命运链条。尼采说“生命是一场醒着的梦”，醒着却是梦，可见命运是没有钥匙的。
你看斯蒂夫• 乔布斯：好端端读着大学，只读了一学期就突然辍学了，去和一帮人开创一个电脑的幻想。两年后成立了苹果公司。成功了，后来又失败了。于是干脆就跑到印度去学瑜伽，去学东方文化。后来又回到美国去做他的“苹果”。偶然的，“苹果”成为世界上最红的一种互联网产品。但又非常可惜的是，他的命运在最好的年华时夭折了。一切都是不可预设的。只能解释为一切都是天命纵然。
西方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他们非常不安分。一会儿去打工，一会儿去读书；一会儿去干这一行，一会儿去干那一行；甚至离开自己的祖国，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等等。他们都是到偶然中去寻找自己的命运，偶然是他们最终要寻找的一个目的，偶然成了一种人生目标。他们在寻找偶然、适应偶然，甚至去创造偶然。我认为这才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尝试，或者叫命运探索，在小偶然中去寻找命运的大偶然。
下面我要讲两个关于偶然，又关于诗歌的故事。
1978 年中国的政治气候温和了，我又拿起笔写文章，写小说、散文，但多的是写诗评和诗歌理论文章。1980 年被平反，我得以去成都大学教书，因为这所学校能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问题。去了成都，自然而然去《星星》诗刊非常勤，于是就与流沙河、游篱等人成了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
这时候中国有了一场朦胧诗的争论。围绕着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中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开始是反对朦胧诗者居多。反对与责难的声音表面上好像是说这种诗歌的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晦涩、朦胧、古怪。但是这种批评的背后实质是政治上的发难。这些批评人的鼻子终究是灵的。在这样的时代竟敢说“我—不—相—信”（北岛）；竟敢说“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黄翔）。于是批评人就霜剑冰刀似的批评所谓朦胧诗：“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是诗的癌症”，“这种诗是不为人民服务的”。
这种批判如果放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这些写诗的人恐怕就噩梦连连了。好在这个时候的政治气氛是温和的，所以说朦胧诗好和说朦胧诗坏的都可以各说各的，不构成政治犯罪。相反，写“朦胧”的诗却成了一大批年轻诗人的追求目标。当时的《诗刊》是由邵燕祥这样的开明人士在主持，所以，他们决定召来中国当时的诗评家们在北京开一次辩论会。这就是1980 年的定福庄会议的背景。围绕着一种诗歌而举行一场全国性的面对面的辩论会，在中国诗歌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四川被分配赴会的是两个人，一是《星星》诗刊的副主编，二是我。当时我不认识到场的任何人，只是读过谢冕的《崛起》的宏论，非常敬佩谢冕的高瞻远瞩，和对年轻人的一种热情关爱。到了现场发现，反对朦胧诗的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闻某等等。这些人都是诗坛的大人物，好几个是延安鲁艺的毕业生。在会场上他们对谢冕发起围攻式的辩论，我只是出于我的艺术见解和艺术立场，非常自然就站在谢冕的这一方。大多与会者是骑墙的，多听少说。对垒的主要双方大致是四人对四人。我方的四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谢冕一开始因为被围攻有些疲惫，现在就可以抱肘督战了。孙绍振驰骋诗坛已久，才华横溢，他多以嬉笑怒骂而对付。对阵辩论最激烈者是吴思敬和我。吴思敬是有备而来，口袋里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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