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月刊2014年07期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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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顾颉刚、钟敬文与“猥亵歌谣”
陌生的田野
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
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夭折的启蒙还是启蒙的破产？
教科书的启蒙与生意
短长书
想起朱光潜先生
林毓生的真性情
天下第一蒙顶茶
从“美国大杏仁”到“巴旦木”
安重根的遗产
思归的游魂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研究在美国的转向
湘江流绝唱
从《雪国列车》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
为什么是饭勺？
品书录
萤火虫与虱子
棋盘中的历史
还原历史的色香
门打开了就别再关上
著译者言
欧洲妖魔化的伊斯兰形象
以人物破除界限
《二汪诗卷》的历史细节
西部国情考
汉中艳遇 阆中围城
读书献疑
把书读对
漫画
画说
世上本无诸葛亮
顾颉刚、钟敬文与“猥亵歌谣”
作 者:施爱东
一
　　公开号召文人搜集“猥亵歌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是破天荒的。周作人为了推广“猥亵歌谣”这个新概念，以及提倡“猥亵歌谣”的搜集整理，前后写过不下十篇文章，光是以此为题的“猥亵系列”就有《猥亵的歌谣》、《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关于“猥亵歌谣”》、《从猥亵的歌谣谈起》等，甚至还打算编辑《猥亵歌谣集》和《猥亵语汇》，“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
　　提倡搜集“猥亵歌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发轫于一九一八年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起于刘半农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其征稿条件中原有这么一条：“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歌谣研究会后来交由周作人主持，他觉得这一条提得太保守，于是在一九二二年修订后的章程中改成了“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不过，这点小改动似乎并未引起大家注意，几乎无人响应。
　　周作人对于公众不能注意到这项工作的启蒙意义多少有些失望。一九二三年底，他又单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将“猥亵歌谣”笼统地定义为“非习惯性地说及性的事实者”，分成四个类别，私情、性交、肢体、排泄。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他将涉及性心理、性行为、性器官，乃至性暗示在内的全部民间歌谣都装进了这个大箩筐。按照周作人的界定，半数以上的民间情歌都可以贴上“猥亵歌谣”的标签，在他自己所举的例句中，连欧阳修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都不能摆脱“被猥亵”的命运。
　　周作人这篇文章的目的自然是奔着“思想启蒙”的光明大道而去的：“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即是有两性的烦闷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过着庄端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对于“猥亵歌谣”的文学价值，周作人比较犹豫，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知道这些歌谣里所含的艺术分子大抵很少”，“寻常刊行物里不收这项文字，原有正当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些歌谣“在学术上自有适当的地位”，所以“在非卖品或有限制的出版品上，当然又是例外”。至于在学术上到底有什么地位，他也没明说。结合他在其他文章中的表述，大概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意思：“猥亵歌谣”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性爱幻想，可以用来研究中国民众的性心理。
　　这篇文章反响很大，但从总体效果看，似乎并没有起到启蒙的作用。一九二五年十月，周作人再次出击，联合钱玄同、常惠发出一篇《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大家知道民间有许多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但是编辑歌谣的人向来不大看重，采集的更是不愿记录，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东西，不能写在书本子上。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现在便由我们来做这个工作。”这里再次强调了“猥亵事物的范围内普通包含着四个项目，即私情，性交，肢体，排泄”，明确了搜集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趣味。”
　　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周作人很有些想法，但“不是一个办事的人”。总之，周作人只负责扔炸弹，扔完就完事了，并不负责收拾残局。别人寄来的歌谣他没有整理，允诺的出书和赠书计划也没有兑现，来来去去，他只是推广了“猥亵歌谣”这么一个新概念。一年后，周作人发表《关于“猥亵歌谣”》，对于自己未能兑现承诺做了一点简单的说明，把主要责任推到了顾颉刚的头上：“第一是私人的事情，因为疑古君本年有颇长久的‘天鹅绒的悲哀’，没有心思执笔，随后常君出京去了，我，倒还没有别的障碍。”
二
　　顾颉刚是个闲不住爱张罗事的人，他那本被刘半农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吴歌甲集》虽然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但其中歌谣多是一九一九年前后休学在家时搜集的。
　　顾颉刚将这二百首歌谣分成五类：一、儿童的歌；二、乡村妇女的歌；三、闺阁妇女的歌；四、男子（农、工、流氓）的歌；五、杂歌。他把后四类又再统归为“成人的歌”。其中乡村妇女的歌大多数都是私情歌：“这是以她们的中心思想（爱情）发挥而成的歌；因为她们没有受过礼教的熏陶，所以敢做赤裸裸的叙述。”胡适在序言中对乡村妇女歌和男子歌大加赞赏，甚至认为这才是“真正民歌”。可是，如果按照周作人的分类法，被胡适认为是真正民歌的部分，恰恰都可归入“猥亵歌谣”，比如这首《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
　　结识私情结识隔条浜，
　　绕浜走过二三更。
　　“走到唔笃场上狗要叫；
　　走到唔笃房里三岁孩童觉转来。”
　　“倷来末哉（你来好了）！
　　我麻骨门闩笤帚撑，
　　轻轻到我房里来！
　　三岁孩童娘做主，
　　两只奶奶塞子嘴，
　　轻轻到我里床来！”
　　顾颉刚认为这首歌谣与《诗经·召南·野有死麕》如出一辙，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女子呼唤情人“轻轻到我里床来”，不要惊动了门口的狗和床上的孩子。当然，歌谣吟唱的内容并不是歌者的实际生活，而是歌者的愿望或者想象。歌者咏唱幻想，以幻象代替现实，在幻象中自慰自足、自怨自艾，原本是文学创作的特质。这些男男女女的私情歌谣，在顾颉刚的分类体系中是普通的成人歌，但在周作人的分类体系中却是“猥亵歌谣”。歌谣的分类本身就反映了分类者的眼光和态度。
　　《吴歌甲集》出版之后，顾颉刚除了寄送歌书，还不断写信鼓励别人参与到歌谣运动中来。钟敬文一九二七年出版的《疍歌》“序言”中就说：“我的好友顾颉刚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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