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要一意孤行：回忆徐悲鸿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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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活着，就要一意孤行：回忆徐悲鸿
作者：李苦禅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5-01
ISBN：978752050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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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故人情怀：高世之度非偶然
追忆徐悲鸿先生
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回忆
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
忆悲鸿先生
一个艺术家的高尚品格——记我和徐悲鸿先生的交往
与徐悲鸿先生相处的日子
尽精微 致广大
第二辑　师恩难忘：画坛无悔铸桃李芳华
循循善诱 言传身教
一代巨匠 艺坛师表
亲身经历的几件事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既有硬功夫 又有正义感
我的老校长
终生难忘的情谊
永远怀念我敬爱的悲鸿老师
患难之交 画坛之师
求师学画记
勤奋出天才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各有灵苗各自探
双猫竹石意绵绵
第三辑　亲人追忆：此生只好墨韵悠长
致《徐悲鸿一生》的读者
爸爸和我
我的叔父徐悲鸿
附录
悲鸿自述
徐悲鸿年表
愚公移山（局部）
愚公移山（中国画1940年作）
田横五百士（油画1928年—1930年作）
九方臬（局部）
九方臬（中国画1931年作局部）
巴人汲水（中国画局部1937年作）
逆风（中国画1936年作）
风雨鸡鸣（中国画1937年作）
新生命活跃起来（中国画1939年作）
白梅（中国画1944年作）
箫声（油画1926年作）
静物·水果（1928年作）
漓江春雨（中国画1937年作）
泰戈尔（素描1940年作）
自画像（1926年作）
甘地（速写1940年作）
人物写生（1943年作）
马（素描）
1933年徐悲鸿赴法举办中国画展与欢迎他的留法学生合影
1935年徐悲鸿与张大千在黄山合影（三排右一张大千、二排右一徐悲鸿）
1938年徐悲鸿与吴作人、吕斯百合影（后排右一吕斯百、右二吴作人、右三徐悲鸿）
1942年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抗战画展后回重庆中大艺术系与师生合影（前排右四结黑领带的是徐悲鸿）
1948年徐悲鸿与齐白石、吴作人、李桦合影（右一徐悲鸿、右二吴作人、右三齐白石、右四李桦）
1951年徐悲鸿在绘《鲁迅与翟秋白》画
1951年春节徐悲鸿与吴作人、宋步云、廖静文、萧淑芳等人合影（左后二徐悲鸿、左三廖静文、右四萧淑芳、右一吴作人、右三宋步云）
徐悲鸿穿工作服照（1930年）
第一辑

故人情怀：高世之度非偶然
追忆徐悲鸿先生
吴作人
自从徐悲鸿先生逝世以后，国内外有多少他的艺术知音，他遍天下的桃李，他的亲人、朋友，莫不在缅怀着这位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杰出画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以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来力挽已经积羸将有两三个世纪，陈陈相因、停滞不前的中国绘画。有许多人写过许多文章来纪念他，特别是阐述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坚持主张以客观生活为艺术创造依据的现实主义。我们经常想起20世纪20年代他同上海颓废派的文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他同北平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保守派所进行的有关艺术的论战。这一切都说明了徐悲鸿先生对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美术传统的继承，和吸收外来艺术的优点，从而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前景，并为繁荣社会主义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中国人民纪念他，他将在中国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上长期起着应有的作用。
这30年来，我和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写过一些文章来回忆徐悲鸿先生；最近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史料》第五辑发表了《回忆南国社时期的徐悲鸿和田汉》一文。这里我再补充对徐先生的回忆，把我所知道的徐先生的事迹，按照徐先生的性格，力求避免华丽辞藻，如实地记录下来。
徐先生和田汉先生为了艺术革新运动——这是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艺术革新运动，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来了。在上海，当二三十年代间，有的人打着形形色色的自命“维新”的艺术旗号，在美术方面也有人将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同思想上的先进混为一谈。但是徐、田两先生则主张艺术要以形式完美为手段，用以达到表达思想的先进为目的。正由于这个艺术观的一致，他们建立了共同奋斗的基地——南国艺术学院。当时所谓“南国精神”，不论在文学上，在戏剧上，在美术上，正如田汉先生所说过的：“……我们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1928年春，当南国艺术学院成立不久，美术系被反动势力所砸毁时，他们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我相信他们之间，已就各自的艺术观和在艺术活动相互支持上有了默契，这是为此后的一些事实所证实了的。（见拙作《回忆南国社时期的徐悲鸿和田汉》一文）我自己在1930年春去巴黎，对国内的情况了解甚少。1935年我回到南京时，徐先生首先告诉我田汉先生出狱的消息，并要我快去探望刚由他和宗白华先生（当年的南京中央大学哲学教授，现在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保释出狱的田汉先生。这些细节都见上述《文化史料》第五辑，和1982年出版的廖静文著的《徐悲鸿一生》一书。我深感徐、田两位先辈的情谊是极其深厚的，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时期，以身家担保的事，即使骨肉之亲尚难免趋避。1953年9月，徐先生刚在北京医院辞世之顷，在侧的几位老友中田先生沉恸独切，这是不无缘由的。徐悲鸿先生从来没有对田汉先生这位诤友在1930年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见1932年《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中对他的求全责备，流露过一点微词。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处在“左”的压力普遍存在的时期（见《戏剧论丛》1981年第4期第4页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一文）。此后南京的营救，武汉的支援，桂林的重逢，尤其是北平解放前夕，田先生冒险密晤徐先生以完成中央交付之重托，亦都足以印证（详见《文化史料》第五辑）。
徐悲鸿先生待人直爽真诚，不以小不舍而弃大义。1948年的年终前后，解放军已指出北平的前途和国民党的去从，问题就看傅作义将军最后的抉择。傅在一次邀宴北平学者名流数十人的席后茶余，向大家提出关于北平“战”、“和”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因为当时傅将军还举棋未定，意向未明，而蒋介石还在叫嚣反共到底，在这种情势下说话的人是要担风险的。当时谁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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