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葬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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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沙葬
郑也夫 著
目录
自序
一九八三
对于婚配失调原因的探讨
一九八四
路途损耗
一九八五
一本讨论“代沟”的书
一九八六
美国政治生活管窥
一九八七
精英与大众:两种体育
一九八八
“反传统”之反省
知识分子与大众
一九八九
学运·少年·孔家店
一九九〇
围棋·文化·边际人
一九九一
南风北上现象
一九九二
“上山下乡运动”给了我什么
人与熊
一九九三
“费边精神”永存——纪念费边社成立一百一十周年
《礼语·咒词·官腔·黑话》摘录
一九九四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轿车文明再批判——对私车辩护者的思想方法的剖析
一九九五
乌托邦——否定代价之代价
自行车王国的悲哀
一九九六
住房社会学断想
一九九七
被动吸烟者说
一九九八
沙葬的设想
法兰西世界杯断想(摘录)
一九九九
读《遇罗克》断想
二〇〇〇
自行车族成员的呐喊
二〇〇一
水价的思考
读陆幼青《死亡日记》断想
传销和杀熟
二〇〇二
《都市的角落》摘录
二〇〇三
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以借贷和奖励取代资助
细菌的启示——“非典”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露天演讲
申办奥运与都市门槛
二〇〇四
歌哭玉渊潭
二〇〇五
帮老阚编《救亡之声》
全运会的挽歌
二〇〇六
奢侈的一日一浴
唯提价能促进可持续洗澡
明日男性过剩及其应对
二〇〇七
走向游戏的时代
2007年中国社会新闻点评
二〇〇八
燃油税:贵贱与利弊
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二〇〇九
《神似祖先》摘录
北京、成都的茶馆和伦敦、巴黎的咖啡馆
一篇就一篇
二〇一〇
“新父”朽败之由来——与应星商榷
“贼”辩
附录一:走自己的路——对某记者的谈话(2008年4月)
附录二:主要著译目录
自序
我是1950年生人。今年六十岁。
1978年得逞进了高校,1982年离开研究生院成为职业学者。入高校时年近二十八岁,离开学院后又是二十八年。四年的学院生活,齐整整将我的一生劈成等时的两段。
本书勾勒出这后二十八年的轨迹,不是双脚的足迹,而是刀笔的痕迹。
说那王婆好生糊涂,你种瓜卖瓜就是了,瓜之好孬岂是由你说的,一饶舌终成笑柄。若耐不住寂寞,为推销敲边鼓,也只能说说品种、产地,如此而已。那不是两句话就说完了。我这前言也只有两句话好说。
寅恪先生说,他治的是不今不古之学。小子高攀一回,学个句式:侏儒治的是不伦不类之学。记得80年代末叶某天,有客自外地来,我追随孝正兄去会客。孝正兄约在某五星级饭店大堂。迎到客人后,我们坦坦落座,侃侃而谈。那时京城的五星级饭店甚少。闲杂人等在大堂稍一逗留,就会被店小二劝离。那小二远观了我们许久,未敢张口。这厢孝正兄开始分析他了:他归不上类,所以不敢造次。笔者自忖,为人为文,都较难归类。说正统当然不是,说主流、异类都不典型,真的是难归类。稍微介绍几句,帮您判定:
笔下写三路文字。其一,杂文。二十八年下来总有三四百篇吧。少谈风月,所涉多为社会问题,即便说足球,也是项庄舞剑。社会问题五花八门,引得拙文不三不四;其二,学术著作。好歹完成了四五部;其三,为学生编文集,十余年来竟编了十一种之多。三者在本集中都有体现。自忖拙文的底色是理性的、逻辑的。同时也自知,自己是无冲动不提笔。
人是老游击队员。当年做知青时就抗上,在852农场先后流转三个单位,结交好汉无数。以后就读过三所高校: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系,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作为职业学者供职过四个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肚子不合时宜,到哪里都看不顺眼,甘愿作边缘人。
好坏您来说,文章我自珍。我的生存体验、分析推理,决定了我文章的理路和风格。不为别人写作,不看别人眼色,只伺候自己,如是者三十年一以贯之。我没有高超的写作天分,一个熟练工而已。在我笔耕晚期,下笔即定稿,不抄写,《代价论》就是一遍完成的。刚才纯熟,电脑来了。还是它厉害,推敲打磨的场地顿时从头脑搬上屏幕,得失殊难评估。钢笔变成电脑,唯写作依旧,算得上热爱了,我写故我在。真想能再写上三十年,但那是不可能的。上苍还能给我多少年呢,我从不算命,因为比算命者更敬畏天命。
本书命名“沙葬”。缘由有二。其一,本集中含一篇《沙葬的设想》。以文名书,我之惯习。其二,谐音之趣,书名的发声有点像“傻子”。生逢如此时代和社会,耻于置身识时务者之列。不怕他人笑话,却苦于处处遭遇聪明人。自嘲在先,或可减免无端之奚落。
2010年10月26日
一九八三
纪事
我是所谓七七级的。当时分数够了,却没被录取,和很多同命运者天天泡在招生办门口。上方看不下去时给了个“扩招”的政策,得以跨进大学门槛,比第一拨录取的晚两个月,记忆中是1977年5月入校。那年我28岁。年龄相仿的同学多带工资。我是待业期间考学,虽有八年工龄,无单位,也就没处开工资。一年后为了饭票报考研究生,1979年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我过后对同学说: 当年考上,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信心。那时已不是青春少年了,但心无旁骛,一门心思,一天天就是读书,我当时基本不写东西。同窗的何光沪比我活跃。当时《中国青年报》在讨论“潘晓”问题,老何就此发过文章,我看后兴起也写过一篇。编辑说不错,但是讨论马上结束不好用了。这应该是我研究生三年唯一的投稿。研究生读的是基督教专业,实际上我已自学社会学。毕业便跳槽,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下面的文章是我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写作时间应该是1982年底。该文刊后影响广泛。时任《北京日报》部门主任的唐昕先生极为看重,说是要鼓吹“郑也夫梯形”。其实这里面有点问题,我最终也没想通,甚至怀疑官方的统计数字。
对于婚配失调原因的探讨
一个社会中性别比出现较大的不平衡,该社会婚配中的男女数量往往也将失去平衡。但是当一个社会中性别比相对平衡时,婚配中男女数量是否就一定平衡呢?这是传统的人口学理论一向忽视、以为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
在旧中国,由于溺害女婴等原因,导致人口性别比失去平衡。而由于大量男劳力流入城市,使得大城市中性别比失调更其严重。解放后,这些现象基本不存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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