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旧说四种_说西体中用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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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录
漫说“西体中用”（1987）
再说“西体中用”（1995）
附录　《论语今读》20.1记（1998）
从辛亥革命谈起（1992）
附录　漫说康有为（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西体中用／李泽厚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李泽厚旧说四种）
ISBN 978-7-5327-5680-3
Ⅰ．①说…　Ⅱ．①李…　Ⅲ．①文化思潮—研究—中国—清后期　Ⅳ．①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1502号
说西体中用
李泽厚　著
出版统筹／赵武平
责任编辑／陈飞雪
装帧设计／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4　插页6　字数000,000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80-3/B·341
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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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论性文字，今日似仍可看。“西体”多遭误解，实乃指现代化的人民大众的日常现实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以之为“体”，极为重要。乃凑合成册，一字不易。或贻笑大方，愿再迎批判。此序。　波斋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漫说“西体中用”
〔1〕

（1987）
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在理论、学术、文化界掀起的两次思想浪潮，都使人回想起“五四”。一次是关于启蒙、人道、人性的呐喊和争论，
〔2〕

一次是最近两年关于中西比较的所谓“文化热”讨论。
的确很热。从北京到上海，从官方
〔3〕

到民间，从研究生、大学生到老学者、老教授，统统出场。各种讲习班、研讨会此起彼落。九十余高龄已被人完全遗忘了的梁漱溟先生重登学术讲坛，再次宣讲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仍然强调儒家孔孟将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走向。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难道历史真如此喜欢开玩笑，绕了一个大圆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年，难道今天二十几岁的青年，还要再次拾起他们的祖父曾祖父们的问题、看法，去选择、去思索、去争辩？”
〔4〕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曾总结过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今天所谓的“文化热”，却是在惊醒了“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世界人民的革命灯塔”的迷梦之后，重新痛感落后而再次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现实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冷落多年的中、西、体、用之类的比较又重新被提上日程。
一　“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
要了解这种中西文化比较，便得追溯一下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基本遭遇。不少人指出，西学东渐或“向西方学习”经历了科技——政治——文化三个阶段，亦即洋务运动——戊戌、辛亥——五四三个时期。由船坚炮利、振兴实业以富国强兵，到维新、革命来改变政体，到文化、心理的中西比较来要求改造国民素质，人们今天认为这是历史和思想史层层深入的进程。其实，戊戌变法前夕，湖南的保守派曾廉早就如此概括过：“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不啻水中之萍，泛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曾廉：《
庵集·卷13·上杜先生书》）这主要是针对当时谭嗣同、梁启超在湖南宣传民权平等即曾廉之所谓“教”而言的。曾廉看出，如果鼓吹西方这些文化思想，就将从根本上破坏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伦纪，这是非常危险的，本来为抵抗外侮的变革将首先在内部引起动乱……
不能说这位顽固保守派的眼光不锐利，但他言之过早了一些，因为当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活动上和思想上注意的焦点，主要仍在政治，即进行变法维新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后的革命派也如此。他们还没有从根本文化心理上来动摇传统的打算。不过，即使如此，“向西方学习”过程的本身，在客观上就带来了一个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
在“言技”阶段，问题比较简单，“西学”不过是些声光电化、工厂、实业。顽固派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些东西是“奇技淫巧”，有害人心，应该坚决拒绝，因此在他们那里就没有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只要统统排斥西学就行了。但对洋务派以及后来的改良者们，却有这个问题，即如何安排这两者。改良派的先驱冯桂芬最早提出，“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他的所谓“富强之术”，便主要是“制洋器”，重格致，他不仅承认船坚炮利不如人，而且开始承认“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必符不如人”，从而要求适当改革内政，即扩大士绅权力，改良赋税，精简官吏等等，以后1870年代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直到1880年代的郑观应、陈炽等人，虽已努力把这种学习西方、改革内政的要求向前逐步推进，除了工艺科技之外，在经济上提出扶助民间资本，“振兴商务”，开办近代工业；在政治上提出从法律上保护民间资本，实行西方上下院代议制度；在文化上提出废科举，办学堂，等等，但他们仍然坚决排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理论思想，无保留地拥护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他们认为西方的工艺科技以至政法制度只是拿来便可用的“器”；至于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则还是传统的“纲常名教”。他们说：“‘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易言跋》）；‘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形而上者谓之道，修道之谓教，自黄帝孔子而来至于今，未尝废也，是天人之极致，性命之大源，亘千万世而不容或变者也’（陈炽：《庸书·自强》）；‘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夐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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