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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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　次
小引
1　简说中世纪中国经学史
——过程、特征与文献
2　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
经学、儒学与孔学
儒术与经学
有一以贯之的传统么?
周孔与孔颜
怀疑经学与孔孟之道
尊信与不信
赘语
附释
3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经学
传统与儒学不是等价物
不存在单一型的儒家传统
也没有不可分解的文化传统
现代史上的三种传统
如何理解制度化的儒学
怎样诠释中国经学诸形态
一点希望
附释
4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解释清代经学史的一个关键
由近及远的怀疑与否定
经学内部的异端思潮
难以遏制的瓦解态势
走向“山穷水尽”?
附释
5　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
常识引出的疑问
时间记录的矛盾
西汉儒术的先驱
学老子者面临挑战
推尊儒术的重大挫折
罢黜黄老取得成功
赘语
附释
6　《论语》结集脞说
《论语》是唯一可信的孔子史料吗?
谁是《论语》原始结集的主持者
原始结集本的“失踪”
西汉的三种传抄本
张禹和《张侯论》
郑玄和《论语》今本定型
附释
7　汉学与反汉学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
正负两面的“清学”挽歌
自成特色的扬州学派
“汉学师承”的陈述矛盾
汉学家蔑视桐城派
江藩述宋学抑南扬北
《汉学商兑》的价值
方东树骂汉学“六蔽”
没有算清的两套总帐
附释
8　晚清的经今文学
清前期的“帝学”
孔广森和庄存与
改变汉学的尺度
“凭藉经义以讥弹时政”
“以复古为解放”
“破乾嘉之门面”?
戴望与廖平
康有为和皮锡瑞
清亡前的变质与变形
附释
9　重评《新学伪经考》
早期的乌托邦设计
康有为这个人
廖平与康有为
《伪经考》成书
《伪经考》的逻辑和意向
朱一新驳《伪经考》
《伪经考》仍待研究
附释
10　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
周予同和中国经学史
经学的分歧与分派
孔子问题的真相
经的次第和经的幽灵
经宋学与朱熹
今文学和新史学
经学史研究的曲折道路
附释
附：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
1　《尚书大传》
2　《韩诗外传》
3　《春秋繁露》
4　《大戴礼记》
5　《六艺略》
6　《白虎通义》
7　《五经异义》
8　《周易集解》
9　《春秋集传纂例》
10　《七经小传》
11　《周官新义》
12　《大学衍义补》
13　《尚书古文疏证》
14　《孟子字义疏证》
15　《汉学师承记》
16　《经义述闻》
17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18　《今古学考》
19　《孔子改制考》
20　《经学历史》
21　《国故论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学史十讲／朱维铮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0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3363-9
Ⅰ．中...　Ⅱ．朱...　Ⅲ．经学-历史-研究-中国　Ⅳ．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2714号
名家专题精讲
中国经学史十讲
朱维铮　著
小引
经学在中国很古老。倘若将公元前一三五年西汉帝国当局宣称“儒术独尊”视作起点，倘若将一九一二年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废止读经”看作终点，那么以不同形态相继君临中世纪列朝统治学说领域的经学，已经走过了两千来年的漫长旅程。
经学史在中国却很年轻。即使从晚清初具近代史学观念的维新人士的所谓经学论著算起，到上个世纪末，这门学科的历程，也只有一百多年，况且它的生存还倍历坎坷。
人所共知，民国八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斗士们，曾赋予运动一个任务，唤作“打孔家店”。历史表明，对于中世纪经学诸形态的逐个批判，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已提上学术研究日程。这一取向，曲折隐现于全部清学史。随着晚清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日趋高涨，到清末已出现群言交攻孔子场景。“五四”那班新青年们，还在“洪宪帝制”锣鼓敲响之际，便已声称孔子与董仲舒实为“筹安会”的政治先驱，可知“打孔家店”与清末否定孔子思潮的直接联系。
虽然清末民初的激进学人，自以为将孔子与经学一起攻倒了，但正如民初南社一位诗人悲吟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那表征之一，显然在于帝制复辟、军阀专政总以恢复“读经”为先导。
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余波未平，当年集合在《新青年》、《新潮》旗下的一批年轻学者，或致力于古史辨伪，或转向于经学史研究。关于后一点，我在《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后记《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一文中，已尝试通过范型分析予以考察。
作为周予同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讲授“中国经学史”的首届学生，作为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六一年起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主要助手，我对周先生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动因、思路、体系和见解，不能说不熟悉，却在那些年里没有起过涉足这门学科的意愿。
这并非由于我对经学史不感兴趣，而是以为术业当专攻，此前我已经将中国土地关系史定作专业方向。没想到专家没有做成，凶猛的文革风暴就首先摧毁了史学领域，我也终于被抛入“牛”群，由囚徒又变成“监督劳动”对象。在被由一家工厂赶到又一家再一家工厂的那些岁月，前路茫茫引发的无尽苦闷，使我唯有遁入经史旧籍，以熬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黑夜。
岂料那些年，不知读书尚有何用，但为读书而读书，反而从所谓经传经解及正野诸史的逐卷通读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以往为教书作文而读时熟视无睹的众多历史疑难，并引发沉思。当然，借书解忧只是幻想。窗外日夜嘶吼的各派红卫兵的广播喇叭，时时提醒恶斗仍酣。所谓专案组的不断审讯，包括“周予同专案组”，也视我为周先生“三反”言行的主要知情人而不停骚扰（可看我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前言），更总在告诫我面对的现状多么可怕。
于是，一个疑问也随之冒出来了：五四运动过后，周予同先生曾著文指斥经学已成“僵尸”，胡适也曾借用西方汉学家的说法，宣布“儒教死了”，果真如此吗？
疑问总在脑中萦绕，也就使我常常想起百年前马克思的一段名言：“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不合时代要求
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捉住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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