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_东洋文化史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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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译者序
序
凡例
中国上古的社会状态
关于殷虚
染织相关文献的研究
北派书论
书论之变迁
说纸
中国作为通货的银
说宋元板
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
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
论民族文化与文明
作为中国人观的中国将来观及其批评
回归中国
东北亚各国的感生帝说
女真种族的同源传说
日本满洲交流略说
古之满洲与今之满洲
过去的满洲研究
编者后记
译者序
宮崎市定曾在《〈内藤湖南全集〉刊行寄语》中，对内藤史学作过这样的归纳：
历史学，是迫近事物核心的学问。方法固然多种多样，而内藤博士的做法，乃是舍弃附属的、次要的一切，以直感观照，单刀直入地把握本质。这种方法，是先生的独门绝技，其他人想要模仿也模仿不来的。
内藤史学，是一种卓越的立体式存在。从中国的角度审视日本，又从日本的角度重审中国，从政治来观察文学，从文学来观察绘画，再从艺术来观察政治。从近世看古代，又从古代看近世。从各式各样不同的立场出发进行无所不包的观察，在此基础上组织出总体印象。内藤史学正是这样自然地，立体地构筑起来的。
这诚然是精辟不可移易的概括。内藤史学的这种特性——直入本质与整体观照——固然包含在《内藤湖南全集》煌煌十四卷中的每一个角落，不过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性质的，在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东洋文化史研究》。
内藤湖南在现在的中国文史研究中已经是一个太有名的人物，不消译者饶舌，至于本书的价值、构造以及来龙去脉，羽田亨博士的序文以及凡例中也已经说得很清楚。本书最初是由东京弘文堂书房于昭和十一年（1936）四月印行的，这时候内藤湖南已经病逝两年了。其后又曾屡次重印。现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是较易入手的版本，但其中抽去单行本中原有的《古之满洲与今之满洲》一篇，代以另一篇《书论之变迁》，与原书有所差异。本译本以弘文堂初版为翻译底本，另将全集版所增入的《书论之变迁》一篇一并译出收入，俾读者得睹全貌。书中图版，仍据弘文堂版复制。原书署名作者为内藤虎次郎，但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乃是内藤湖南，为便览起见，译本作者名即署作后者。
《东洋文化史研究》算不上是内藤湖南最重要的代表著作，但在我看来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方面，如羽田序文所言，本书所收录的大抵是演讲记录，以及寄诸报章的文章，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然而却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其内容庞杂丰富，从具体的文化史课题如纸张、染织、版本史研究到宏观的东西洋文明批判，从上古文明到民国时事观察，从中国中世史到满洲史地，都在范围笼罩之内，较之《清朝史通論》、《支那史学史》等严肃的专门著作而言，毋宁说更能全方位地体现出内藤史学的面貌，更便于读者把握其来龙去脉
[1]

。而另一方面，其中收入的若干篇中国中世、近世史方面的重要文字，对理解日本东洋史学尤其是京都学派的基本取径，更有着基础性的意义。
通读全编，我们不难获得一个鲜明的印象：对于作者而言，各种具体领域的研究并不是孤立割裂，仅仅作为一种静态解剖对象而存在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言，他的具体研究是为了在“无所不包的观察”基础上“组织起整体印象”，这一“整体印象”——换言之，“中国”为何物，“中国文化”为何物——才是他关注的核心所在。本书中最最著名，堪称照耀一世，奠定了日本东洋史学百年根基的一篇，当然是《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这篇名文仅以五千字的篇幅，便气吞山河地勾勒出了六朝以降的中国史基本轴线，引发出无数令后学追寻不已的头绪。不过，其论述实在是要言不烦至于极处，因此也就难免有语焉不详之处。而这一缺陷正好由本书的其他篇章来予以补足。《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和《中国作为通货的银》两篇，正如其两翼，相辅相成，共同交织出内藤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在读了后两篇之后，重新回头温习《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才能更深地体会到作者宏大历史观察背后的来路。前者作为近世文化史的一篇纲要，站在唐宋变革之后的时代立场上展开论述。可以看到，这一篇的主题，正是《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近世部分论述的具体展开。而后者关于中国货币史的梳理，尤其是对铜钱、银、纸币三者消长关系的解析，则构成《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经济部分论述的根基。不仅如此，在《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所提到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近世织物的变化，显然可以从《染织相关文献的研究》一篇中窥见其依据所在；而对中国近世爱玩古物、回归自然趋势的探讨，又可溯源至他在《论民族文化与文明》中所形成的欧美文明批判观念。像这样，内藤史学中的具体枝节——分散的单篇论述——看似各自独立为一主题，然而实际上却是有机地钩织在一起，互为支撑，从各种角度纷至沓来，最终构筑起作者的中国史研究整体及宏伟历史观念的。
书中所呈现出作者历史观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从漫长的民族、国民发展史中去观察人类文化进步的基本规律。作者既拒绝纯思辨式的理论构建，也拒绝獭祭式的史实罗列，而是随时留心从纷繁丛杂的史实中归纳提取普遍性的、有趣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演绎下，那些已经失去焦点、变得模糊的历史面貌，便有可能在我们的推证中变得清晰起来。如《女真种族的同源传说》，作者所考论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女真族传说本身，而在于通过这一特殊的传说，我们便有可能对拥有同型传说的各种族应用同样的分析法，通过仍然清楚的“一”而察见已经湮灭的“一切”。作者眼中的观察对象，都不仅仅对其自身有意义，而是作为历史世界的一个原理性侧面而呈现其意义。这种有力的（同时是充满冒险乐趣的）治学理念，无疑是执著于局部实证的学者所难以想及的。再如《古之满洲与今之满洲》中，作者固然是简明地勾勒了满洲地区的古今发展历史，但其重点却并不在于历史事实的说明，而是一开始就贯穿着一个鲜明的议题，那就是古今文明发展条件在地理上的一致性。在古代适于民族发达，国家兴盛的地区，在后来即使经历过历史的中绝，也依然会成为重新发展的起点。整个满洲发展史在作者的头脑中，是被这一条主线贯穿起来的。最使作者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从汉代的夫余高丽到清初的满洲开发史，仿佛在最近一百年中又具体而微地重演了一遍，而之所以历史重演的根由，就在于地理环境上的古今一致。因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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