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形式与历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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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作者、译者简介
小森阳一（Komori Yōichi） 1953 年生。童年时代随左翼社会活动家的父母在布拉格度过，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学术影响外，也是当今日本最著名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之一。自2000 年以来，一直是抵制日本右翼化方面的领军人物。他所领导、组织的捍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全国性的“九条会”运动，尤为人所知。作为小说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尤其关注作为历史记述装置的文学作品的特性。已出版的汉译著作有《天皇玉音放送》( 北京，三联书店)、《现代日本国语批判》( 吉林人民出版社)、《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北京，新星出版社）。
郭 勇1967 年生，重庆人，分别毕业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主要著述有《他者的表象：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等。
作为一位小说理论家，小森阳一的小说理论并不纯然谈论理论，而是穿插着文本的分析进行，进而探讨小说的结构与外部历史的关系。本书收集了小森阳一早年对小说结构抽丝剥茧的分析。其中的著述不涉及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作为日本文学研究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思考。本书的著述，对于思考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性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东亚·思文丛书”缘起
本丛书拟选择国内外当代学者有关“东亚”的思想、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陆续刊行。“思文”者，既含思想文化之意，也含思考“文”之意。我们重新启用“文”这一称谓，自然是不想以某一学科为限界，而是期盼有新作可以反思近代学科制度、突破百年来形成的窠臼。
我们深知，“东亚”也是近代的产物，它首先来自他者的命名，反映了西方从“中心”远眺“边缘”的想象。在十九世纪兴起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洋文明和资本主义挟坚船利炮骎骎君临，我们被抛进一个被称为“现代”的秩序。在现代性的光晕下，我们接受了某种线性进化论式的时间/历史想象，也接受了“东亚”的空间概念。在这一线性上升阶段中，“东亚”被定位为幼年时代，被视为某种童蒙的隐喻。同时，眩目于“西方”这一新的普遍性，我们也开始想象、构筑“我们”的“西方”。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这其实也是我们构筑“东亚”的开始——对他者的认识与自我的建构往往是同一回事。而重审这一空间概念以及其间喧嚣的话语，叩问其中所蕴含的制度性和权力性，是本丛书的关心所在。
当然，何谓“东亚”，也不是这篇短短的“缘起”所能回答的。以今日的视点观之，一个封闭的、自在自明的“东亚”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性的历史命名。因此，我们无意去构筑某种本质性的“东亚”。本丛书意在从学术的角度展示“东亚”的复杂性。“东亚”是我们思考的场所，也是我们反思的对象。相对于近代以来建立的各种意识形态框架，重新审视现代性，以建立一种开放、多元、包容的和伦理的“文”，是我们的拳拳期盼。
丛书以专家匿名评审方式选择书稿，并聘请若干专家参与审稿工作。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先生的鼎力支持。
致读者——中译本作者寄言
本书主要论文收录自同时出版于1988年4月的《作为结构的叙事》和《作为文体的叙述》两书，其余论文则收自其他著作。上述两书所收录的，几乎都是我在二三十岁刚从事研究活动时写下的文章。
进入21世纪后，我所写的几本书都被译成中文。在我迎来还历之年时，本书的编者们从我最初的两本著作中挑选出论文来，大概是要让我回到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对编译者如是意图，作为回应，我想说明一下在撰写本书这些论文时的问题意识及其在当下的理论辐射。
1970年代末，我选择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这一时期，该领域迎来了方法论上的大转换。截至1960年代中期，两类研究分工明确。一是凭借资料，从实证角度来从事作家的传记研究的学者，二是评价小说价值的评论家。典型的例子是在一个作家被分配一卷的那种文学全集中，通常是由评论家来撰写导读，由实证研究的学者来撰写年谱。
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学史会”的同人诸如越智治雄、野村乔、平冈敏夫、三好行雄等研究者们倾尽心力，发表了兼具实证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论文。东京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史上第一位近现代文学专业教员三好行雄相继发表了作家论《岛崎藤村论》（至文堂，1966年）和作品论集《作品论尝试》（至文堂，1967年），对日本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三好的“作品论”被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揶揄为“一本袖珍本在手就能完成的研究”。“作家论”与“作品论”、传记性“实证”与作品“精读”，这种对立模式被带进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者共同体时，对其带来巨大变革的乃是日本文学研究家前田爱（1931—1987）。进入七十年代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思想以及以罗德曼（Juri Lotman，1922—1993）为首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Tartu-Moscow Semiotic School）的符号学理论相继被翻译成日语。前田爱吸收了这些知识，依凭“都市空间论”来对日本近代小说的代表作进行了重新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将现实历史中的都市空间话语的集合当作文本，以从中建构起来的超文本来定位小说的话语，前田爱的这一方法一下子打通了此前的符号学理论和结构主义中的语境与文本的关系，扭转了此前固定的阅读方法，开拓了形式多样的阅读可能性。
在同一时期，我的恩师北海道大学的龟井秀雄教授开始在杂志《群像》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明治初期文学表达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感性的变革》（讲谈社，1983年）一书中。我研究的问题意识就在于龟井的如下发言中：“为何近代小说的作者们会抛弃从汉文体风俗志到《浮云》所具有的潜在的叙事者？必须从这里开始追问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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