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校注--中华国学文库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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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撰；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1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10462-2
Ⅰ．①文…　Ⅱ．①章…②叶…　Ⅲ．①文史—研究—中国—清前期②《文史通义》-注释　Ⅳ．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6463号
书　　名
　文史通义校注（全二册）
著　　者
　章学诚
校 注 者
　叶　瑛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俞国林　李碧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32⅛　插页4　字数76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62-2
定　　价
　78.00元
总目录
上册
下册
文史通义校注
（上册）
章学诚　撰
叶　瑛　校注
中华书局
出版说明
《文史通义》是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曾经为和州永清县和亳州编写县志和州志，又编写《湖北通志》，著有《章氏遗书》，从中选出精要部分为《文史通义》，后附《校雠通义》。
章学诚著作《文史通义》想挽救当时的学风。他在《上辛楣宫詹钱大昕
》的信里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他看到当时学风的流弊，想加以挽救。他说的“达人显贵之所主持”，当指朝廷提倡宋学；“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当指当时的学者都趋向汉学。宋学讲心性，认为“理在气先”，离事物而言理，不免空疏；汉学讲考证，治学不本于性情。章氏在《原学下》提出批评道：“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所取也。”又说：“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因此他在《浙东学术》里提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对空谈性命；在《博约下》说“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所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反对不顾资质专讲考据。当时的经学，主张道在《五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来明道。汉学的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正所以明道，这就把汉学和经学结合了。他在《原道上》里对通经来明道的经学提出批评，他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由于人们看到的当然不同，法制也跟着不同。“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如是。”那末圣人怎样去认识道，认识“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呢？“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学于众人，斯为圣人。”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这种所以然只能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中去找，不能从经书中去找。这样，他要在当时的宋学、汉学、经学外另外开辟一条治学的道路，反对当时的学风。
他要开辟一条怎样治学的路呢？《原道下》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他主张研究事变，要解决后来的事变，六经里没有，可以取六经的用意做参考，观察众人的所需、所郁、所弊来解决。他的目光在借古通今，借古是智以藏往，通今是神以知来，可见他更重在通今。《原道下》附有邵晋涵说：“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他的卓识深心，在当时爱章氏文者都不理解，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不可能在当时真正开辟出一条新的治学的路来。
他的成就还在史学、文学和校雠学上。他在《家书》二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如刘知几《史通·六家》批评《史记》：“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认为《史记》把一时的事分散在纪传书表里不集中，多引用旧书，显得重复。但赞美《汉书》：“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其实事件的分散和引用旧书，这两点《汉书》跟《史记》一样，不过一为断代史、一为通史罢了。刘的推重《汉书》而贬低《史记》，只是偏重断代史而贬低通史，对纪传体的不足处并不能补足。章氏对《史记》《汉书》的评价和刘氏不同。他在《书教下》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守绳墨指有定法，通变化指根据人事的变化来写，自有用意，如“《伯夷列传》乃七十篇之序例，非专为伯夷传也。《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他认为刘讲定法，所以赞美《汉书》；他讲用意，所以推重《史记》。
他在《答客问上》说：“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他认为刘所讲的就是这种开局修书的义理。至于他讲的史意，“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注意的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对史书体例的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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