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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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总序 当代历史学发展的若干趋势
——兼论“史学革命”
陈启能
“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是我主持申请并于2012年10月10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审核批准的国家科研项目。该项目由我主编，共计六卷，分别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当代亚洲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赵轶峰）、《当代欧洲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芃）、《当代俄罗斯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负责人为美国罗文大学教授王晴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信息史学》（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旭东）。各卷大多聘请了有关专家参加写作。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埋头苦干，现在各卷都已完成。
当代，即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在这段时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结构和方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迅速变化的总的心智语境中，当代历史学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文化的转向”“实用的转向”“空间转向”“目视的转向”等“转向”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出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涌现了大量的新史料，发现了许多分析传统史料的新方法和有效解读信息的新手段。这些变化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使史学家可以把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史学形势称为“史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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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史学变化之大，并力图揭示其根本性质。
最早提出“史学革命”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哈梅罗（Theodore C.Hamerow）。他认为史学革命的重要原因是史学的传统方法论已不适应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其结果是历史这门学科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因此，“许多史学家突然跳到社会科学中去”，迫使史学“爬出它自己的老巢”，结果是“历史学的革命，规模比它在2000多年前产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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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美国史学家凯门（Michael Kammen）也承认，“在方法论意识中的革命自然是发生了”。例如，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论问题特别感兴趣，承认史学方法论是特有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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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的实质：“史学家们越来越从描述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经济的、宪法的和文化的事件和过程的传统叙事，转向过去曾是社会科学学者禁区的各种问题。他们开始发展分支专业和分支学科，或许可以形成历史统计学、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或心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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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俄罗斯史学文选中“史学革命”概念流行得并不那么广泛，常被作为分析当代史学发展状态的出发点。由于俄罗斯史学发展迅猛，它的进程带有不稳定的、多方向的性质。因此，任何企图翔实地定义“史学革命”概念的尝试，总体上都不可能不是相对的，只反映它自己出现的时间。
在俄国学者中，最先提出“史学革命”这一概念的是巴尔格（М.А.Барг）。他指出当代蓬勃发展的史学正在急于改变研究对象的结构，经受着研究工具的急剧变化并敏感地反映科学体系的进步：“我们不是夸大其词，如果把现在发生在历史学科学工具库中的变化称之为史学革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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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尔格的全文来看，他这里说的史学革命实质上指的是方法论革命。
关于西方的“史学革命”，俄罗斯学者В.М.穆契尼克和И.Ю.尼古拉耶娃认为，1970～1990年西方主要的历史思想是“片面的中心主义”。他们强调：“当今的史学革命是在文化人类学化的旗号下进行的，在我们看来是西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变形之一。这里很适合用巴赫金的术语来描述，这个变形的实质是丢弃文化优势思想的‘垄断地位’，是形成新的文化风格，对话的、复调音乐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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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史家们使用“史学革命”这个概念，显然是为了表达历史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加之史学家的积极努力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新的经典的）完整模式的出现。这些模式是建立在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相互补充的基础上的，是努力超越宏观史与微观史、结构与事件、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思维的，是尽力扩大“史学家领地”的。
“史学革命”的特征之一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一般说来，“史学革命”对于研究重点的变化并不总是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往往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于后现代主义也是这样：不管研究重点的改变如何巨大，但这种改变不是绝对的，它与学科的过去是有一定的继承的。当时史学界的情况正是这样。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似乎宣告了一个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但它的“挑战”不被史学界接受，因为它的极端的表达意味着完全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基础，以及与观察者无关的历史活动。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它反对历史学关于历史认识对象的概念，即不是某种外在于认识主体的东西，而是由语言的和话语的实践建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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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被看成能构成意义的因素，可以决定思维和行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历史文词的“文学性”，体裁的选择，情节的构建，修辞方法和文体的应用，象征手段、形象和隐喻的使用。由此历史学一方面就等同于文学，在评价历史文词时突出的是美学标准；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又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它对客观性标准问题和研究人员对自己的创作活动的控制手段问题有了新的说法。历史学家被要求精心阅读文本，读出隐藏在其中的东西并给予解密。
后现代主义的术语牢固地进入了科学的方法论库藏，虽然它们常常会被更换内容。例如“转向主观性”这个基本概念，它和“语言学转向”一起宣告了后现代主义进入历史学。如今“主观性”已是最普及的概念之一，已是研究过去、研究历史时间中的人的基本方法。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主观性，不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主观性，即否定历史进程客观基础的历史哲学。М.А.巴尔格的定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应该是更为正确的。他提出问题说：“对历史学家来说，‘人的主观性’概念的实质是什么。这个概念已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他在回答中强调了它的主观—客观性，指出：“这是人的客观上受制约的内部世界。这是人的概念、价值、情感和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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