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荣时期江南大营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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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将帅
第一节 主将向荣
第二节 五个帮办
第三节 经制军将领
第四节 勇营军将领
第三章 兵勇与粮饷
第一节 绿营勇营多数少数地位的互易
第二节 绿营的补额 勇营的扩编
第三节 粮饷的筹措与发放
第四节 先张后弛的管理
第四章 战争与战略
第一节 三年二月至四年三月的早期
第二节 四年四月至五年十二月的中期
第三节 五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的晚期
第五章 四年的回顾
一
二
三
第六章 余论
一
二
征引书目
后记
第一章 绪言
咸丰三年二月十日（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苏江宁（金陵），并建都于此，改名天京；十二三天后，又分军攻占镇江、扬州，完成了以天京为中心，镇、扬二城为犄角，长江为纽带的首都防御体系。尾追的钦差大臣向荣迟至十八日才领军赶至金陵郊区，至四月中旬，方在城东紫金山建立大营
[1]

。此前，即三月末，又分军在镇江城郊建立分营。与此同时，另一个钦差大臣琦善也在扬州城外建立大营，形成南北两大营、隔江遥遥相对的局面，时人也分别以江南、江北大营相称呼。此后，至六年七月，向荣虽败退病死丹阳，但继任的和春，在攻下镇江后，于七年末再次进至金陵城下，直至十年闰三月（1860年5月），全军溃败才告结束。因此，也可以把江南大营存在的7年有余的岁月分为向荣、和春两个时期
[2]

。两者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和共同点，但也各有自己的面貌，应该分别加以探讨。本课题只讨论向荣时期。
古往今来，人的任何个体和群体，不仅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而且还要深受各自时空所带来的各种情况的影响和制约，向荣时期的江南大营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上述时间空间定位，关系大营今后命运至大至要。因地理空间，与战争关系至为密切，以后将会有所探讨。这里只着重指出，金陵：一是当时全国三大名城之一，二是太平天国首都，三是北濒全国最大河流长江，四是背靠全国最主要财赋之区江苏、浙江。这四“最”虽给大营带来利益和方便，但也带来难以应付的困难。至于时间定位方面，大营建立的咸丰三年，上距清王朝创立的顺治元年（1644年）共209年，下距这次全国内战爆发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也有4个年头。大营覆灭的咸丰十年（1860年），下距湘军攻下天京的同治三年（1864年）则只有4年。这说明，大营存在的7年，正是咸同内战中，清王朝最为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固然是因为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族人民反清革命能量十分强大，但也是清王朝209年积弊积弱的必然结果。和大多数王朝一样，清朝也经历勃兴、繁荣、衰败，直至覆灭的4个阶段。大体上以乾隆三十年为界，此前的上升期中，清王朝的确取得颇为辉煌的成就；此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各种矛盾日益加剧，政府也日趋腐败，终于导致末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在以后嘉道的55年中，虽然惩治了大贪污犯权相和珅，镇压了白莲教大起义，但各种衰败的迹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涉及面很广，这里只论述与本课题关系最多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吏治。制度和法律虽然很重要，但有赖官吏去执行，而嘉道官吏却贪污成风。以山西巡抚为例，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的9年中共三任巡抚，其中两个就有大问题。梁萼涵，有人检举他受王姓人贿5万两，后虽“讯无徇情受贿情事”，但旋即因其弟“撞骗”多起而受处分。这显然是大事化小的官场惯技。王兆琛因收受盐商等贿赂，被判发往军台
[3]

。又如户部银库亏空案，更是连绵不断的贪污大案。“乾隆时和珅当国后即未清理，库吏侵蚀，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皇上命御史查库，必进规银三千两……日积月久，习以为常”。道光二十三年，因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覆蔽”，才被较为彻底地揭开盖子，共亏空库银900多万两，有关人员没有受贿的只有骆秉章等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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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如此，各省州县也不会洁身自好。如浙江，据二十九年巡抚报告，钱粮两项共亏空39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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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贪官吏这样广，清廉官吏如此稀有，集团贪污之持久，都说明贪赃枉法已达肆无忌惮的地步。
与此同时，遇事敷衍因循，也成官场痼疾。嘉庆帝在位的末年，就“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优游成习，卒莫之返”。大臣们“恶肩荷，恶更张，恶综核名实”，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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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为首席军机大臣达14年之久的曹振镛，就是这种作风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继任的穆彰阿不仅在军机处20年，为首席军机大臣也有13年；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继承这种作风，“用人行事，一遵其辙”
[7]

。道光帝晚年如许多老人一样，只求安静度日，穆就竭力加以迎合：“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
[8]

。广东天地会活动频繁，道光二十四年，与卧龙会发生数千人参加的械斗，“死者百余人，伤者百余人”，督抚竟敢以“虚饰之词，悉行消弭”，并且下令“以后再不许人提会匪二字”
[9]

。几年之后，广西天地会风起，洪秀全等又趁机起义，巡抚郑祖琛又仿而行之，匿不上报，终于酿成太平天国大起义。不少官僚，特别是满族贵族更是昏庸，如道光晚期10年一直为直隶总督的纳尔经额“人本庸懦，性复嗜酒，遇事又莫非疑难，得酒即为乐地”，鸦片战争中他在天津办防务，“有因醉调兵，醒后茫然不知者”
[10]

。
其次是财政。与这种因官吏腐败而导致政府运转不灵，上下脱节相伴随，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日益窘迫。除了清初一段时期，财政状况一向较好甚至很好的清政府，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户部库存积储银多达700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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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庆朝历时9年的白莲教之役，多达2亿两之巨的军费开支，彻底结束了清王朝这较为光辉的一页。以后渐呈财政拮据之势，至道光最后10年尤为明显加厉。清代国库收入以“地丁、盐课、关税三者为大宗”，应征额高达4400多万两，至道光晚期收入锐减。“道光二十一、二两年，三项实征皆止三千八百余万，即二十五年亦止四千万有奇”
[12]

。而二十一年的开支，当年冬户部奏：“各省办理军需、河工、灾赈一年有余，请拨银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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