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中国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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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考古中发现中国
回归考古人类学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考古训练，不太热衷于寻访古迹，也没去过考古工地参与专业性考古（这一点要澄清一下，工地我还是去过的，只不过是以访客的身份），但我热爱考古。
我对器物类型不太敏感（嫌“卣、罍、斝、觯”这些名字太难念），不太认得甲骨文，还不怎么记得住考古学文化（大一点儿的良渚、红山文化还好说，小一点儿的朱开沟、宝墩文化每次都要翻地图，才弄明白在哪里，可下次难免又忘），但我热爱考古。
我最早对社会学兴趣浓厚，大学专业选择了历史，后来进了博物馆工作，但我热爱考古。
所以，我想走一条捷径，就去学了人类学。
我是看着张光直先生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入门的，尽管后来把这本书也同时作为我的人类学启蒙读物。我心目中的考古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人类学的思维下，重新认识我们发掘的考古或历史材料。
我就读过一个（曾经）开设考古专业的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最初创办人的远见与格局令人敬佩。因为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大部分考古专业都是作为人类学传统四分支之一大人类学系的一部分而设立的。但在中国学术体系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考古系往往独自存在，或者依附于历史系（或文博系）中，几乎很少受到人类学影响，也很难吸收最新的人类学理论成果。
很久以来，发现“最早的中国”一直都是中国考古界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却与这个目标的出现相伴始终。通过发掘早期的遗址，来确定史前文化的形态和年代，是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可如何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发现前人留下的遗迹，或者用现已证实的考古成果来重新勾勒史前文化传播的轨迹，就变成了一项困难的任务。
原因就在于，中国考古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摆脱“金石学”的传统，始终坚持围绕出土器物（而非器物背后的动态社会结构）展开研究。这样便很容易将视野局限于某个具体的遗址，从而忽略了史前中国这张无比巨大的文化网络。
在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就难免出现尴尬的一幕。某年发掘出一个位于河南的史前文化，于是当地考古工作者郑重宣布，“最早的中国”在中原。次年在山西发掘出一个比河南更早的史前文化，于是“最早的中国”搬去了山西。尔后，可能又因为新的发现，“最早的中国”便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之间来回搬家（有时还会搬去湖北）。我把这种现象戏称为“打哪儿指哪儿”。唯一的遗憾是，任何一个新发现的“最早中国”都不能把心放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有“更早的中国”等在前头。
之所以会出现“打哪儿指哪儿”的问题，就在于被“物”所束缚——过于忠于发掘对象，以至于失去了全局性眼光。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以来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都有非常深厚，多达几十米、上百米的地基。假设未来的考古学家，对20世纪的遗址进行考古，由于地表部分荡然无存，但地下建筑保留完好，他/她是否会得出结论——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地下，进而推论出人类祖先都为“地底物种”的想法？很有可能，一个忠于发掘对象的未来考古学家，会得出上述荒谬的结论而不自觉。
如果这个假设被运用到中国当代考古研究中，就不会觉得如此不可思议了。有关古代中国的考古发现大部分集中在古人留下的墓葬遗存中，这些墓穴中的随葬品，丰富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尽管我们不会认为“20世纪的人类都生活在地下”，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墓葬器物等级形成的“礼制”研究，以及用“城市、宫殿、阶级”这些硬指标来辩论遗址是否临近“文明”的边缘，却始终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方向。
我醉心于人类学化的考古研究许多年，已无法自拔地深陷其中，试图凭着人类学的武器，向着考古学领域的终极问题发起堂吉诃德式的冲锋。因为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我们挖掘出的古人遗存，只是真实存在过的古代社会的千万分之一。用这些“冰山一角”来模拟、重建那座古代文化的“冰山”，是人类学赋予我的一项使命。
“物质主义”的维度
如何摆脱这种在“冰山”中摸索的迷茫，是我思索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惆怅。虽然有人称我为“唯物”的人类学家，但我更愿意自认为“物质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取向的人类学研究者。因为我所钻研的人类学告诉我，维系任何一个社会存续的核心层面，只有经济，而非单纯的文化、政治、宗教、思想这些我们以往认为和经济同等重要的因素。
人类学研究整个社会，不拘大型还是小型社会，首先会关注这个社会的生计类型。朴素的说法是，“靠什么吃饭”；文绉绉的话是，“经济方式”。我们平时说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山”和“海”，就是决定生计类型的环境因素。而一个社会的文化，就会按照生计方式逐步展开。比如说，对于农业社会来说，他们的生活节奏会按照“农忙-农闲”的节奏展开，体力活动被固定在农忙的那几个月份，生活中的娱乐、祭祀、婚姻、外出则被安排在农闲的时节。而对于游牧社会而言，他们的生活大致会围绕“夏场-冬场”这样的气候变化，在高山与河谷之间转换，他们最忙碌的大约是转场那段时间，而在河谷聚集之日就成为一年中社交最频繁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什么样的经济方式，便引导出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在自己的环境（山/海）当中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那么他们留给我们的也就是亘古不变的历史。幸运的是，人类之所以不断进化，就因为我们都热衷于迁移——高山与河谷之间转场，就是一种最本质化的迁移，因为每次的路线都不会和上次完全重合，时间久了，就会积累可观的偏离。
当海边之人遭遇山下之人，物质的流动就会发生，鱼和羊的滋味，所有人都想了解。我在《四夷居中国》一书中提出过一个人类社会变迁模型。社会的变迁往往会萌发于两种文化发生接触的地区，海边之人想要获得山下之人的物品，反之亦然。有人会在这场交换活动中，成为连接彼此的中介；更耐保存的农业产品汇聚在中介处，等待季节性畜牧产品的到来。久而久之，中介之人便成为双方物品的收集-分配者，他/她会成为外来物品的专职管理者。在晚期的人类学报告中，这类角色会被称作头人或酋长。这种对物品分配的擅权，就是最原始的权力之源，政治由此出现。
为了定期获得某种外来物品，或完成一项任务（比如，筑城自保，保卫受人觊觎的交换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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