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基于某国有中小改制企业组织领导“关系”变迁的案例.epub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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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序
沈毅的专著《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基于某国有中小改制企业组织领导“关系”变迁的案例研究》，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提炼而成的。我有缘曾为他的硕士与博士生导师，对他的学习经历、研究过程和此书的修改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一点，很乐意为他作序。
沈毅读大学本科时就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清代基层士绅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由于选题与我的研究比较贴近，于是我就成了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后来他有志于学术，又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现在看来，他当时做的硕士论文《中国革命后人际模式的变迁》多少已经为他的博士论文做了铺垫。沈毅硕士毕业后先去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又回到我这里读完了博士。说起来，沈毅在我这里读书的时间约有八年之久，但我很少居高临下地指导他，而是比较放任他，以便给他更大的研究空间，让他自由发展，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一种放鸭子式的指导方式，其实来自我对他心中有数，知道他有做学问的潜质、冲动和兴趣。只要有机会给予一点提示或暗示，他自己便能心领神会，刻苦钻研，而不同于那种反复说教还依然一知半解的学生。
沈毅多年来从事的研究领域和我本人有相似之处，也就是立足于对中国人“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我自己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对概念、模式及理论的思考。这是因为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科学恢复之际，那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弥漫着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我们的教材完全是按照西方教材编写的；老师上课也言必称西方。虽说这样的情形发生于1980～1990年代，而我自己的年龄亦不可能经历“文革”前的大学生涯，但从传承下来的教材看，或许中国更早一段时期的大学课堂所充斥的社会科学知识则基本来自苏联。在一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的。这样的批判一直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留有深刻的烙印。然而，改革开放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偏向美国。看起来，美国的社会科学与苏联的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分别，好像存在一个选对选错的问题，但其中暗含了社会科学与政治生态的关联及其自身的不确定性，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始终没有其文化自觉，只有选择谁家而已。于是乎，社会科学知识的建设与发展似乎同中国学人没什么关系。中国学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评价和捍卫哪一个流派、哪一种理论或哪位大师的观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本人在1980年代末接触到始于中国台湾地区发起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的本土化运动。它给予我惊喜，因为我希冀从中诞生出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理论观点。
又是30多年过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开始让少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者终于开始关注起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及教育等议题，并寄希望于从中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可其中有些学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应该到周朝分封或者《礼记》当中去寻求解答。由此一来，社会学和历史学开始交错、还原，却又不是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做法。可我自己的疑问是：社会学家真的可以比历史学家看到得更多？从学科性质和意义上看，这样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只是其中有太多的方法论、方法、视角、理论等问题有待处理，而非仅仅是对史料或者他人的历史评价进行再解释。而我自己始终坚守在中国人的“关系”与“人情”的研究方面，却是因为这些概念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中国的，又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还是经验与感性的。我们对这些概念不断挖掘与探索，可以很有效地、稳定地、深层次地展现中国社会的特征、运行法则及其变迁的方向，也可以看清楚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所发生的“化学反应”在哪里。当然，在我更倾心于从理论上寻求答案的同时，随之出现的不足就是无暇顾及，也无力从事大量的经验研究。很有可能，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与现实社会之间有脱节的危险。
沈毅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已经深谙中西方、海内外有关“关系”研究的各种取向和观点，他要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如何将它们与经验相结合，或许也需要借助经验研究来甄别哪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更好，或者都有待修正。带着这一问题意识，他选择了一家改制的国有企业内部的人员关系变动情况作为其研究个案，对中国人关系的真实运作进行了考察，相当具体而深入地看到了“关系”、“人情”及“人缘”的实际意义，也看到了中国式组织权力结构的演变。
沈毅的这一研究方式，会让人联想到华尔德（Andrew G.Walder）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说到联想，是因为华尔德的这项研究也是社会学取向的，研究的对象也是国营企业的工人，采用的也是个案研究。其中有很多内容都涉及领导问题和人际网络的问题。但比较而言，沈毅的研究目标没有华尔德远大，且相对聚焦于一个具体单位，其优点是这样对于叙事可以更加生动，并带有故事的意味，而华尔德的做法则是访谈式的，也不拘泥于一家企业。我个人比较主张故事性的叙事，因为要想得到一个理论层面上所谓的机制或者运行的问题，讲故事的方法无论在展示方面还是推进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同时说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也将为相应的理论思考打下坚实的基础。沈毅研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在理论思考上不是通过逻辑来获得中国人关系类型的划分，而是根据中国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因经历了产权变革与外部市场竞争机制所导致的员工关系转变，来得到关系类型的变化。作者尤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领导权力类型的改变上，较为清晰地勾勒出由“主从关系”到“人缘关系”再到“朋友关系”等几个阶段，相应地，企业的组织结构也从“派系结构”向“关系共同体”过渡。
同样由于我联想到华尔德的研究，沈毅的研究不足也是存在的。比如他尚没有像华尔德那样提炼出“新传统主义”这样具有高度解释性的概念，而止步于对关系分类的处理。另外，此书的写法过于学术化，从而可能会降低可读性。例如作者一开始的主要工作是展开对前人研究的讨论。但目前关于中国人的关系研究是四面开花的，存在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管理学的以及各学科的跨文化和本土化研究。作者本人想在其间披荆斩棘般地理出头绪，即便是可能的，也颇费周折，导致本书的主题与重点不够凸显，只有到个案研究开始时才会显露出来。作为曾经的导师，我在阅读中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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