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鲁迅、郭沫若、高长虹及相关研究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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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廖久明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161-1627-2
Ⅰ.①中… Ⅱ.①廖… Ⅲ.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集 Ⅳ.①I20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119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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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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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66千字
纸书定价
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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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400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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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久明（1966-)男，文学博士，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郭沬若研究中心主任，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兼职硕导，四川省第九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中国郭沬若研究会理事，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3部、资料选集4部，发表论文60余篇。
从史料工作做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代序）
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重写，这几乎成了学界共识，但从提出“重写文学史”后出版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尽管收录作家范围更广，评价更公允，总的说来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在笔者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在还不是写出一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史的时候！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就那么三十多年，并且几乎从有中国现代文学起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此一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有九十多年时间了，怎么可能还时候未到呢？先来回顾一下这九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尽管几乎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同时便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其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距离而难免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象。并且，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尚未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对它的研究多是零散性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立即被纳入了意识形态建构之中，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内容明确规定：“要求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讲述。”按照这样的标准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面对资料极端缺乏的现状，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使用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便是在这一时期整理出来的。一则由于当时人们思想还未完全解放，二则由于时间太短暂，随着1985年“方法年”的到来，人们几乎一窝蜂地去搞理论阐释，资料整理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没有充分占有原始材料，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有说服力吗？随着近几年人们对史料的重视，不少人开始了自己挖掘原始材料的工作，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常常给人大吃一惊的感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应该以全新的眼光系统地整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散兵游勇式的资料挖掘不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其作用也非常有限。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就来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吧。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鲁迅全集》至少应该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出于写作《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的需要，笔者在通读《莽原》周刊和半月刊时竟然发现有近二十则广告未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不包括12则《正误》）。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录了部分广告、刘运峰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收录了30则广告的情况下，竟然在鲁迅主编的、著名而常见的《莽原》上发现这么多鲁迅佚文，笔者不能不感到惊讶。笔者由此想到，由于鲁迅一生办了不少刊物，在鲁迅主办的其他刊物上应该还能发现鲁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挖掘的余地显然十分有限”
[1]

的鲁迅佚文仍有挖掘的余地。
与《鲁迅全集》相反，《郭沫若全集》“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
[2]

。为了“用具体事实说明重新出版《郭沫若全集》的必要性”，笔者曾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的《郭沫若著译系年》提供的篇目，运用电脑查找功能，逐一查找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结果令我惊讶万分：“单就‘系年’收录的文章篇目而言，就有1700余篇文章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若加上已发表却未收入‘系年’中的文章，再加上郭沫若大量未发表的文字，真不知到底有多少文字未收入《郭沫若全集》。”
[3]

需要强调的是，这“1700余篇”仅指已经收入《郭沫若著译系年》的文章，遇到那些未收入“系年”的文章，哪怕笔者已经发现也未将它们统计进去，如：《郭沫若书信集》和《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共收郭沫若书信838函，但笔者只统计了270余函，意味着还有560余函未统计进去。试想想，依据这样的《郭沫若全集》研究得出的结论到底有多大可信度？
笔者研究较多的第三个作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那么受重视的高长虹。尽管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受重视，笔者在研究他的过程中却有意外收获。首先，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幻想与做梦》和鲁迅的《野草》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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