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_一个农业剩余的视角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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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第一卷
第1章 相关的国家理论
第2章 农业剩余生成的理论模型
第3章 国家、农业剩余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第二卷
第4章 土地改革与农业剩余分配变化
第5章 农业剩余显性转移与定额提取
第6章 小农经济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冲突
第三卷
第7章 统购统销与农业剩余倒定额提取
第8章 农业剩余视野下的初级社和高级社
第9章 农产品市场价格与农业剩余显性转移
第四卷
第10章 人民公社与农业剩余的隐性转移
第11章 自留地、社队企业与农业剩余
第12章 人口变动、农业生产率与农业剩余
第13章 农业剩余倒定额提取下的农民和基层干部
第五卷
第14章 国家转型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15章 家庭承包责任制：国家与农民的博弈
第16章 国家有限度退出、人民公社解体与取消统购
第17章 农业剩余与乡镇企业崛起
第18章 农业剩余索取权变化与土地制度多样化
第六卷
第19章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
第20章 国家、农民、土地和农业剩余的动态关系
第1章 相关的国家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1949年之后的国家的解释，主要有“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这两种模式。这种解释虽然揭示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即权力高度集中和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的广度与深度，但不免带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经济学视野中，较为可取的国家模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无为之手主要是基于斯密的理论，斯密倾向于相信充分信息的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国家的作用是充当无为之手，政府应当越小越好。这实际上是认为国家是经济与制度发展的外生变量，显然，由于充分信息的假设，这一模式的制度发展是没有交易成本的。扶持之手与无为之手相反，不再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总是能发挥作用，而是在很多时候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需要由国家或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来完善市场，其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不过，仍然接受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扶持之手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情势下，国家或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来完善市场的目标难以有效实现，由于国家与市场界限不清，即国家尚未找到自己明确的栖身之地，因此很难说国家已经成为内生变量了。掠夺之手则假设国家也是利益主体，并会使用强制力来实现自身利益，因此成为了掠夺之手，通过将国家变成一个利益主体，掠夺之手将国家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处理。奥尔森等人都是视国家为掠夺之手的。在这三种观点中，掠夺之手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国家或政府在实际运行状态，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影响也更大。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是在一个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易成本不为零这一条件是科斯首先发现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如果市场交易的制度运行成本为零，那么所有权的初始状况并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市场交易的制度成本是不为零的，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就会产生影响。如果市场交易成本太高，就会出现作为市场交易替代物的企业。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行政指令所取代。企业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其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时的成本，但这种行政成本并不一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除了企业替代物外，市场交易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同样，也不能认为政府行政管制就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国家或者政府通过界定并维护所有权的作用才得以凸显出来。诺斯认为，对于经济史研究者来说，处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的正是经济组织的成本变化与界定和维护产权的成本变化。
显然，企业是一种竞争性的制度安排，而国家或者政府则是一种具有垄断性的安排。国家是最高权威，而企业不是。科斯研究的是企业，实际上是将交易成本内生化了，但他没有更多地研究国家，真正把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的工作主要由诺斯来完成。
（二）诺斯新古典国家理论
在讨论诺斯国家理论之前，有必要先澄一个理论事实。对诺斯的学说存在一个广泛流传的误解，以为诺斯只强调产权。其实，按照诺斯理论的原意，他最强调的应该是国家理论。在诺斯那里，国家是主体，产权是主体的手段，是国家获得最大化收入的手段，这是诺斯国家理论的精髓。
从西欧的历史上看，诺斯认为，作为一种基本上近似的办法，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获得税收作为回报的组织。即人们雇用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虽然人们可以设想自愿组织在有限范围内保护所有权，但是很难想象没有政府权威而可以推广这种所有权的实施。不妨试想一下：自从游牧生活让位于农业定居以来，人们已找到两种方法来获取产品和劳务。一种是生产它们，另一种是从别人那里把它们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强制是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在抢劫者的威胁下，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作出的反应是对军事防御投资。但是构筑堡垒和征募士兵随即带来“搭便车”的幽灵。既然堡垒和军队几乎不可能保护某些村民而不保护所有村民，因此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是让他的邻人出资，如果愿意捐助的话。于是防卫公共产品的典型例子，包括一个排除第三方受益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过去是并且继续是确立政府权威和向一切受益者征税。公正和实行所有权不过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又一范例。总之，我们应当看到，政府能够确定和实行所有权，费用低于自愿团体的费用；还要看到随着市场的扩大，这些收益会更为显著。因此便有一种刺激（除搭便车问题外）促使自愿团体用岁入（税金）来交换政府对所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
诺斯认为，知识和技术存量决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实绩及知识技术存量的增长的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问题。理解这种制度结构的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家界定了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而产权是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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