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重构与中国话语创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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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第一编 重构理论的语境分析
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对中国儒学人文思想的阐释与再建[1]
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想象中国的方式论[33]
讲授世界文学[78]
世界体系与中国文明复兴[81]
世界性文学的讲授[94]
比较的世界主义[105]
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寓言”[122]
世界文学的伦理性[143]
更上层楼凭远处[144]
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中国潮”[163]
第二编 世界文学重构理论观念
“文学世界体系”观念的评骘[1]
大人文主义：宋明理学的欧洲“启蒙”[11]
“新文学进化论”与世界文学史观[23]
困境与出路：世界文学史的新建构[43]
朱生豪翻译的“神韵说”与中国古代诗学[55]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中的多元文学观与中国话语[83]
新辩证论：世界文学重构的中国话语[98]
理论的乌托邦[107]
方汉文教授新著《比较文学理论》观念抉微
第三编 世界文学名作的编选原则
走入世界经典的中国文学[1]
普实克与夏志清中国现代诗学权力关系论[2]
“世界文学史新建构”与中国文学经典[57]
第四编 世界文学的文化批评
略谈东南亚的史诗表演艺术[1]
世界文学视域中的莫言本土文化寓言[18]
戏剧行动与完美假象[32]
莫言与马尔克斯：跨文化的神话叙事[75]
日本平安文学中“和风”兴起与文化语境的重构[92]
文学何为？[103]
文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统一性[127]
《耻》：后殖民语境中的权利与暴力书写[168]
中上健次：日本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183]
《红高粱》：“民族寓言”学说的归位与突围[206]
后结构精神分析视阈中的《到灯塔去》[230]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莎士比亚历史剧阐释的宗教之维[283]
朗费罗与世界文学[300]
从美国禅宗诗到“残缺苹果”的视觉符号[318]
避世与担当：艾丽斯·门罗的后女性无意识叙事[335]

第一编 重构理论的语境分析

美国爱默生超验主义对中国儒学人文思想的阐释与再建
[1]
方汉文　徐文
世界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人文美学思潮的价值一直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称之为“大人文主义”(Large Humanism)的思想——19世纪初期起，中国以宋明理学为中心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经过“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 naissance)中的接受与再建——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潮流，向西欧和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传播。其肇始是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及受到他思想一定影响的梭罗(Hen 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20世纪初期又有白璧德(Irving Babbitt)、艾略特(T S Eliot)的“新人文派”(New Humanists)，也包括俄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等，甚至直到尼采哲学和美国的“新批评”
[2]

等重要思潮，都明显可见这种大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当然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学衡派”宣传白璧德的“新人文派”学说作为一种在中国的“回流”，实质上也是这种思潮的延续与更替，就更值得注意了。
这种在近一个世纪中跨越欧亚大陆与新大陆，虽然没有共同宣言和纲领、却有着一定的理论观念关联的宏大历史叙事，在全球化时代有条件进行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虽然各国学术界对于这种思潮的不同时期的局部研究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缺少对其起源与历程的总体描述，缺少像斯皮瓦克所说的“跨界”(crossing border)包括文学、哲学与美学之间的共同的研究，而这种思潮本身就正是跨学科与跨文明界限的。
而且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紧迫，当代美国人文主义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等人的批评观念，美国诗人斯奈德、默尔温等人的诗歌创作等，特别是在21世纪十余年间相当活跃的文学思潮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人文主义观念的存在。
并非是出于搜罗放佚，更不是探幽索微的目标，而是出于历史叙事“整体性”(unit)的需要，中国作为儒家学说宋明理学的“放送者”，更有必要梳理这种人文美学观念的线索，要对其中理论观念的阐释或再建进行评价。
一、爱默生与宋明理学的美国接受
自17世纪西方传教士大批入华到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与欧美之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交往，这是自佛经东传以后最大的一次东西方间的文化交往。1593年，利玛窦在广州时，就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传回意大利，立即在欧洲引起大的反响，这是欧洲主要语言中较早翻译的中国理学著作。1626年，金尼阁在杭州翻译了《五经》，这也是一种拉丁文译本，这个译本传回欧洲后，激发了欧洲重要语言如法、英、德语中《四书五经》的翻译热潮。这里要注意的是，即使对欧洲学者而言，选择中国文本时，主要是选用宋明理学家朱熹编的“四书五经”，较少直接选用中国经学中的儒家其他文本。正如中国学者朱谦之所说：“在18世纪法德学者，无论反对或欢迎中国哲学的人，都是以宋儒的‘理气说’来做对象。”
[3]

而欧洲同一时期的国家如英法学者们大多选择译介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儒学经典，为什么美国人偏偏要选择宋明理学这种被冯友兰称为“新儒学”的经典呢？
中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进入欧洲之时，正是启蒙主义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所以德国莱布尼兹、法国伏尔泰、魁奈等思想家高度评价中国文明，借鉴中国古代科技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思想等，李约瑟等学者曾经说：“当余发现18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
[4]

以笔者之见，这种评价足以反映出这种历史影响的深远程度，也表现出作者的远见卓识。
事实上中国理学思想并没有在古老的欧洲真正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本土化思潮，相反，在部分接受“孔子”或是“儒学”的同时，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却相当深入而强劲。从传教士罗明坚的《天主实录》(1586)、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03)起直到18世纪孙璋的《性理真诠》(1753)等，集中批判了宋明理学的“天”、“理”、“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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