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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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标题:一九八四
作者:〔英〕奥威尔
译者:董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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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三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译本序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〇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奥威尔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父亲供职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作为一个下级官员,无力供养儿子回国进贵族子弟学校上学。奥威尔只是靠成绩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但是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长的歧视,稍长后又与那里的贵族子弟格格不入。毕业后他一无上层社会关系,二无家庭经济支援,上不起大学,只好远走缅甸,为帝国警察部队效力,但殖民地下级官员的生活对他来说同样还是格格不入。尽管有这样的背景,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受了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加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但是他毕竟受了英国传统的教育,因此从立场上和思想上,多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写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这种传统上层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会学套话来说,在奥威尔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是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错,他在学童时代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而在势利的圣塞浦里安学校校长的手里饱受凌辱(见他死后出版的《如此欢乐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日后在缅甸见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产生反感,而且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但是他毕竟出身中产阶级,而在英国这个阶级界限极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传统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是很困难的。奥威尔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寄宿学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极其不愉快。他曾写道,“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成年的奥威尔身上仍在流血,这在他写的充满不快的回忆的《如此欢乐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个评论家认为应该把《如此欢乐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黎斯就认为,“奥威尔很可能在他当初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所写的大噩梦的第一个显微缩影的胚胎。”奥威尔生前就告诉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费维尔:“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费维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观察到了英国寄宿学校生活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声音、景象和气味:“……奥威尔在早年就显露出他对丑陋或敌意的环境特别敏感。这在他描述圣塞浦里安学校生活的令人厌恶一面表现出来。他回忆了他对常常用油腻的盆子端来的馊粥、大浴池里的脏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处没有个人隐蔽的地方、不上闩的成排的污秽厕所、厕所门不断开、关的碰撞声、宿舍里用夜壶撒尿的淅沥声这种种印象——他以特有的细腻感觉回忆这一切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奥威尔这么描述圣塞浦里安,是作为日后写《一九八四》中惨淡景象试笔的。”
奥威尔背叛自己阶级的努力,在他童年时代寄宿学校中埋下了种子,而在伊顿毕业后因为升不起大学而到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效力,则为这种子的萌芽准备了土壤。他在缅甸呆了五年,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又一决定性的阶段。他最后决定要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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