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这样成家的？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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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是这样成家的
　　我在农场的荒友中有个外号叫“猴子”的北京“知青”。听这绰号就知道是个猴了吧唧没正形的家伙。他“出身”不好，“文革”之初全家人遭了罪。到1969年“上山下乡”时，他和他的姐姐一同去了农场，我们是一个连队的。“猴子”刚到农场那几年显得特别不懂事，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分场合的又蹦又跳，满嘴脏话，生活上也弄得相当狼狈。幸亏他姐姐也在连队，还能经常管管他。“猴子”当时精瘦，小脸，可姐姐滚圆，大苹果脸上有副近视镜。有时“猴子”耍活宝，“闹天宫”，闹得不可开交，忽然一下子蔫下来，那一定是姐姐在多老远正用手指他。嘿嘿，我们管这叫“定身法”。
　　“猴子”当年瘦骨嶙峋，像“旧社会”；可姐姐胖，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吧”？住嘴！别老说人家不愿听的话。嗨，这个“猴子”呀，可没少让他姐姐操心。过去他在北京的那个破旧的家离我住的家很近，可以说我们是邻居。正因为住的近，我刚从农场回来时常到他家串门。那时“猴子”家境艰难，两间小屋，他父母，还有他的二哥、姐姐、弟弟和他一家七口挤在一起。他的二哥为了照顾这个家，一直没结婚，那时岁数也真是不小了。从来都是爱恶作剧的“猴子”更是没对象。
　　“猴子”不为自己没有女朋友着急，就是觉得北京的日子过得闷得慌。他总告诉我说，想大夜里地跑到十字路口嚎上几嗓子。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这下我和他几乎断了联系。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我在同仁医院干活的妻子告诉我，说他们科里有个护士的三姨也是下乡青年，是内蒙兵团的。那女青年在兵团是劳动模范，表现很不错。后来回了北京已经三十岁，找对象成了问题。她全家都为此着急，到处给张罗对象，最后竟然找到“猴子”。
　　不合适！“猴子”在农场吊儿郎当，人家是劳模，还是共产党员呢。开始那劳模也老大不乐意。“猴子”在建筑公司水暖工，她呢？是个售货员。工作上算扯平了，彼此彼此。可“猴子”老骂党。劳模说“我好歹也是个党员，你嘴别那么损好不好”。“猴子”小眼睛一瞪：“共产党给了我什么好？”劳模说“现在共产党不是把你们家地主的帽子取消了吗”，“猴子”马上跟一句：“我爸是地主，我也背小半辈子黑锅，共产党连个道歉都没跟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放屁？”
　　“你算老几？”
　　“我是个人！”
　　“你有毛病吧？”
　　“那你有什么药吗？”
　　“你是不是神经病？ ”
　　“请你这个党员代表党给我治治。”
　　这下他们就吵开了。见面就吵，劳模有点灰心。可想到自己“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那会儿也三十出头，怎么也得找个婆家。可你看看这成天“骂党”的“猴子”。“猴子”呢？他也不想吹喽，因为人家劳模长得挺精神的，脸俊，身条好，比他强多了。
　　冬天周末的一个下午，“猴子”又到预定的电线杆子下等劳模。劳模其实早看见他了，因为家住的楼上隔着窗户能看见那路口电杆子下冻得瑟瑟发抖，缩头缩脑的“猴子”。劳模足足让“猴子”等了四十分钟，还愤愤地自言自语：“看你还骂党。冻你个透心凉。”可边上站的姐姐不干了。“你们这是搞对象吗？！看你，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啦。人家多老实，每次都等半小时以上。甭你这儿狂，到时候人家不干了，你就在家当一辈子老姑娘，要不就给人当后妈去！”
　　劳模当时就哭了，她冲出去，一直冲到“猴子”面前，“走，咱们该登记结婚了。我不怕你骂党。就算骂国民党吧！”
　　“猴子”目瞪口呆，“你…你你…您您您……”
　　“犯什么傻呀你？走到我家暖和暖和去。”
　　嘿嘿，那真是“一帮一，一对红”，“先进帮后进”……啧啧啧，这话说得驴唇不对马嘴。
　　哎哟，“猴子”摇身一变，成了我妻子他们科里“三姨夫”，我比“猴子”一下子矮了一辈儿。本来咱就个儿矮，现在连辈分也矮喽。
　　废话少说，再过一年，人家大胖儿子都生出来了。他“三姨夫”这个高兴，抱着儿子乐得合不拢嘴，“瞧我以后怎么打他屁股。”
　　孙宜勇结婚之前，他老实巴交的二哥结婚了。他母亲笑眯眯地告诉我说，二哥的妻子也是个“知青”。“多好啊，人家还是个大姑娘呢。”老太太说到这儿嘴都合不上了。哈，一家子都和“知青”有缘。
　　去年我回北京参加我们北京荒友“上山下乡”四十周年聚会。我在会上见到多少年没见面的他“三姨夫”，随后又好几次到他家叙旧。他三姨已经退休，人极其豪爽，让我没命地吃饺子，喝酒喝趴下了就在他们家“晾死猪”。有关他们早先搞对象的事儿，都是他“三姨”说得。“竹筒倒豆子”――毫无保留。“三姨夫”在边上嘿嘿笑着陶醉。他们的儿子，嘿，又高又大，浓眉大眼，天庭饱满，相貌堂堂，中专毕业已经工作两年啦。“三姨夫”笑眯眯地说：“你有个闺女，咱们成了亲家吧？”我说“这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家那丫头是个假小子，特野，长相也比你儿子差远啦。而且她还比你儿子大两岁。”
　　那边“三姨夫”的儿子发话，“没关系，我就喜欢找姐姐。而且我有点儿‘被虐待狂’。”是啊？我还真有点张口结舌，随口胡诌，“那我们之间的‘辈分’可就乱套啦。”
　　在“三姨夫”家做客的时候问起，和他一起去农场的姐姐怎么没来？现在情况如何？“三姨夫”说，他姐姐回城后也只能找“知青”成家。工作差，住房差，工资低，他们那时养家糊口真不易。还好，养个儿子很出息，这会儿那小子要去日本读博士去了，姐姐、姐夫俩口子在家正忙活哪。
　　1982年，“上山下乡”的张雅琴从黑龙江军垦农场返城的时候已29岁。她是“六九届”的（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小学六年级），1969年去“北大荒”才16岁。她在军垦农场一待就是13年。“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知青”大返城，那时随便有张有病的“诊断”就可以离开农场，可她当时在北京没家。爹妈在“文革”初期因为是“地主分子”被“扫地 出门”，从北京“轰回老家”。说实话，他们当时没被“红卫兵小将”打死已算幸运。雅琴在北京没有家，“病退”回北京就没地方落户口。那时她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伴们都像“逃难”一样地返城，心情真压抑。不过两年后政府终于给“地富反坏分子”摘了“帽子”，她父母“落实政策”又从农村迁回北京。这样，雅琴终于也回了城。
　　回北京并非“一步登天”。雅琴从黑龙江回来后只能与父母挤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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