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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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孕育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经典著作。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在浩瀚的优秀文化海洋里，哪些是最基本的，哪些是最经典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应该知晓、阅读的基本书是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最应该拥有并收藏的经典是什么？
多年来，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本，推出的《史记》、《资治通鉴》等白文普及本图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编辑部推出“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本套文库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经典。入选本文库的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是经史子集中的顶峰，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如列“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如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四书五经”等。第二是精品。中华书局成立一百多年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了大批由国内一流学者精心校勘整理而成的传统典籍。本套丛书或以中华书局原整理本为底本，或约请著名学者精加整理，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性，堪称质量上乘的版本。第三是方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阅读方便。众所周知，古代图书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书名，即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本书保留了古籍整理图书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_____），书名加（黑体
）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错读。另外，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删除了原整理本中的古注、校勘记及不便当代读者阅读的部分。可以说，本套丛书是方便现代读者阅读经典巨著的较好的白文普及本。
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文库提出批评建议，以便于我们加以改进，将这套旨在为中国人提供基本书的文库编辑好，出版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3年3月
出版说明
通过古文名篇选本进入正规学习，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有效形式之一。晚清名臣曾国藩曾编纂过古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该书在晚清民国极受推崇，但后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曾氏评价的变化而有起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件有名的事儿，既有属于传统体系的官员学者文人的褒扬，有处于新旧过渡时期人物的敬仰，也有近代领袖人物的推崇。前者如《清史稿》编纂者及旧文人王闿运、王先谦等，中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容闳等，近者如毛泽东“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判断更广为人知。除了从章太炎开始称曾氏为“吾祖民贼”到范文澜评曾氏为“汉奸刽子手”的负面一系外，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政治立场的各界名人，对曾氏的评论呈现出出奇的一致性。而与这种情景不同的是，曾国藩生前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古文选集，在晚清民国曾风行海内，成为毛泽东向同学友人推荐的“最佳国学入门书”；自解放后却印行甚少，改革开放后也流行不广，远不如曾氏《家书》和《家训》等，其中的变迁原因或与社会整体文化背景渐变有关，也与该选本背后蕴含的整体理念之淡化有联系。下面我们对作者曾国藩和《经史百家杂钞》其书作一简要介绍。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由秀才选贡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以1853年起受清廷委派回湖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为发端，直至1864年其下属基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因军功逐步高升，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对清廷的主要政治贡献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也成为他后来受到章太炎等人抨击的依据。而《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据有关考证开始于咸丰元年（1851）初，曾国藩在北京任职时期，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春季安徽宿松军营，在这期间曾国藩完成了由文人官僚向政治军事统帅的转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他对传统文章选本的认识及其改进行动上。
清代的文章选本，在曾国藩之前已经盛行的有两种，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乾隆四十四年（1779）桐城派主将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两者针对的读者对象有差别，前者重在教学便利，后者更能表达编选者的学术观念，也更受学者重视。曾国藩起初推崇姚鼐，有“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说法，但对姚氏的观点也并非完全赞同，尤其不能认可其重词章而忽视经史的纯文人风格。曾氏后来统兵治政，为清廷重臣，对姚氏轻视典志和“治道”也有不满，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经史百家杂钞》中。
《经史百家杂钞》全书二十六卷，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相对于姚鼐在《古文辞类纂》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的分法，增加了“叙记”和“典志”两类专论政事和制度的文章，删去应酬性居多的“赠序”类，“颂赞”、“箴铭”、“碑志”则作了归并。对此曾国藩自己在全书“序例”中有交待，在承认自己所编新书和姚氏书“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之后，又特意强调了自己对经史类文章的重视，“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对于此种重视文中之“道”的观念优势，毛泽东在该书编成五十年后有准确的剖析，见于其《致萧子升》：“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这也缘于曾国藩与《类纂》编者姚鼐的编书眼光大有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与政治军事实践，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选入了不少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军事战例的篇目，姚鼐则主要是以辞章家的眼光来筛选。毛泽东之所以看重《杂钞》，说《杂钞》优于《类纂》并向人推荐，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评骘二书。
《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他青少年时曾通读数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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