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三略译注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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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三略译注
唐书文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总目录
六韬译注
目录
前言
卷一　文韬
卷二　武韬
卷三　龙韬
卷四　虎韬
卷五　豹韬
卷六　犬韬
三略译注
目录
前言
上略
中略
下略
六韬译注
目录
前言
卷一　文韬
文师
盈虚
国务
大礼
明传
六守
守土
守国
上贤
举贤
赏罚
兵道
卷二　武韬
发启
文启
文伐
顺启
三疑
卷三　龙韬
王翼
论将
选将
立将
将威
励军
阴符
阴书
军势
奇兵
五音
兵征
农器
卷四　虎韬
军用
三陈
疾战
必出
军略
临境
动静
金鼓
绝道
略地
火战
垒虚
卷五　豹韬
林战
突战
敌强
敌武
乌云山兵
乌云泽兵
少众
分险
卷六　犬韬
分合
武锋
练士
教战
均兵
武车士
武骑士
战车
战骑
战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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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初，《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有注云：“周文王师姜（吕）望撰。”元至正年间，《宋史·艺文志》著录《六韬》，注：“不知作者。”时代前进了七百来年，从注明作者到注明不知作者，是一个进步。
《六韬》所记，全为周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辞。但究其内容，所涉方方面面，却多七八百年以后才出现的事物。它为后人依托之作，十分明显。
《六韬》屡次提到骑兵，《龙韬》以后，凡谈到具体军事部署，都车骑并称。而骑兵，是在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有人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中原各国才有骑兵。实际情况可能稍有出入。《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赵肃侯，说赵国“车千乘，骑万匹”。赵肃侯是赵武灵王之父，可见早在赵武灵王之前，赵国已有骑兵。苏秦在游说其他各国时，还曾说魏襄王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楚威王有“车千乘，骑万匹”；说齐宣王有“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都车、骑并提。可见当时不止赵国，各国都已把骑兵的建置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胡服骑射”不是骑兵出现之源，而是适应骑兵发展的一个改革措施。但骑兵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左传》描写了晋楚、晋齐之间的多次大的战役，都是车战、步战，没有骑战。《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作战经验，也没有一字提到骑兵。而晚于孙武一百五六十年的孙膑，却纵论用骑兵有“十利”，并指出“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通典》卷一四九引）孙膑被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任为军师，他对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骑兵作了精辟的论述，足见骑兵大约就是在这稍前登上了中原各国的历史舞台的。《犬韬·均兵》一篇对骑兵的战斗编组，在平坦地形与险阻地形作战时的阵法，都有详细的记述；《武骑士》一篇对选拔武骑士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战骑》一篇对骑兵作战的“十胜”“九败”作了精当的总结：认为都是骑兵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来判断，《六韬》的成书不能早于战国中期。
《虎韬·军用》一篇提到的兵器装备，也可以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篇中列举的几种大型战车，都是春秋时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种叫做“武翼大橹矛戟扶胥”的战车和一种叫做“提翼小橹扶胥”的战车，都“绞车连弩自副”。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这从《孙子兵法·兵势》中用了“势如
弩，节如发机”之喻可以得到证明。但弩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则是战国时的事。苏秦游说韩宣惠王时，曾夸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举了几种弩名，并说“韩卒超足而射”，即用脚踏之力射弩，却没有提到绞车连弩。可见绞车连弩是后起的兵器。绞车是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一种牵引机械，用来张弩，自然比臂拉或足踏有力得多。直至唐代，绞车弩仍是弩中射程最远（七百步）、威力最大的一种，较之“中三百步”的擘张弩、“中二百步”的马弩，遥遥领先。（见《通典》卷一四九）李靖《卫公兵法》所谓“木弩……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盛赞其杀伤力强。这种武器不到战国中后期是不可能出现的。又如篇中列举的铁制兵器或器械有十一种之多，不标明铁制而实为铁制的想必还有，这也是战国中后期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
夷斤
，试诸壤土。”《管子·小匡》也记了这段话，作“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
夷锯
”。美金指铜，恶金指铁。可见春秋时期兵器多用铜制，铁则用以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这种格局，到战国时仍未大变，解放后各地出土的战国铁器，以农具、手工业工具数量为多，兵器、日用器皿则较少可以为证。铁器逐渐进入兵器领域，是战国中晚期的事。《虎韬·军用》篇提到十一种铁制兵器或军用器械，很能为《六韬》的成书年代提供论据。
前人也有认为《六韬》是汉代人采掇旧说撰写成书的。此说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不攻自破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上，发掘出两座西汉前期墓葬，一号墓出土的4942枚竹简中，就有包括《六韬》在内的多种先秦兵书和其他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以及《晏子春秋》、《墨子》等）。根据墓葬年代和同时出土的书籍可以基本断定《六韬》是先秦古籍。另《庄子·徐无鬼》篇提到“《金板》、《六弢》”，司马彪、崔
云：“皆《周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史·六弢》六篇”相合。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说：“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颜师古注《汉书》，也以《六弢》“即今之《六韬》也，……‘弢’字与‘韬’同也”。如果《六弢》确实就是《六韬》，那么《六韬》的成书，必须在《庄子·徐无鬼》撰成以前。《徐无鬼》是《庄子》杂篇，不是庄周亲撰，其后学撰成于《六韬》成书以后，也是可能的。这是《六韬》不可能产生于战国以后的又一个证据。
这样，《六韬》的成书年代大致可以推断为战国中（晚）期，《汉书·艺文志》注所列举的三种说法“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一、三两种都失之偏早，与内容不合。周显王时（前368—前321年）有点接近，也略嫌稍前，应更在其后。
《六韬》的成书地域为太公故里齐地当是没有疑问的。《文韬·六守》提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的说法，认为：“农一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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