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论语 - (TXT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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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总序杨伯峻《论语译注》：一板一眼见功深

　 　 　
　
　　《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

　　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更是一位重要的经学家、甲金文学家。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

　　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首先，他的“增字解经”法受人非议极大。

　　所谓“增字解经”，就是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杨译：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译句括号中的[懂礼仪]、 [掌握了各种知识]，便是《论语》原文所没有的，也并非是经文中隐含的意思，而是杨先生为了对经文有所解释，使读者容易读懂白话翻译，而硬加于其中的，它未必符合经义。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很可能会误导读者偏离经文真正的含义而不自知。

　　再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杨译：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

　　译句括号里的内容，便将经义拘定为“对于事业”而言了，实则未必。

　　当然，杨伯峻这样做的原因，也有其不得已之处。因为《论语译注》全书旨在译、注，并不作经义的发挥阐述，使无个人意见搀杂其中。但这又很难完全做到。所以杨先生在译句不顺畅或读者难理解之处，不得已要增字。此增字可视为作者的加注，而不可视为原文所隐含之义，否则就难免谬误远矣。

　　其次，在一些语句的解说上，常有前后矛盾之处。

　　如《论语・学而第一》中的“学而时习之”，杨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但后文曾子一日三省之“传不习乎”，杨又译为“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两个“习”，他在注释中明言：这“习”字和“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可翻译时一作“实习”，一作“复习”，并不一样。类似的问题还同样出现在“仁”、“立”、“礼”等字上，使读者常感迷惑。

　　第三，对《论语》所涉及的道、天、仁等心性学问，尚欠缺直指功力。

　　我们知道，道、天、仁等心性学问，是孔子思想中最深奥难明的部分。《论语》中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若非多年修学儒家思想且悟性极高者，即便象子贡般善于经营、思辩敏捷，也难理解孔子之仁、道。杨伯峻先生虽精于语言学，博览群书，却并非儒家思想的修行实证者，因此并没有太多的哲思体验与我们分享。

钱穆《论语新解》：戴着脚镣起舞

　 　 　
　
　　《论语新解》成书于1963年。

　　钱穆先生早年是中学老师，自学成材，著作等身，在经、史、子等领域均着力极深，富真知灼见而成一家之言。他是那种典型的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为之倾倒的人，浸淫儒家思想几十年，身体力行，如琢如磨，所以他的道德人品与其学问一样，广为时人尊敬。但是，他也为儒家思想背负了太多的负担，显得拘谨和不合时宜。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儒家思想被全面否定甚至是给摸黑的时代，人们对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嘘声四起，国内时局又是革命声浪齐天、城头王旗变换，谦谦君子之道，庶几无存。钱穆中年、晚年所居住的香港和台湾，更是一片纸醉金迷，世人蝇营狗苟，也就难怪乎老先生要作孤独且倔强的坚守了。

　　《论语新解》一书是钱先生出入各注，“异说既多，贵能折中”后的产物，经由他的火眼金睛并与其时代呼应，确实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孔子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详细年表，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钱先生于各章注解之余，偶有一两句感悟，直有画龙点睛之妙，可说是字字如金！例如《论语・学而第一》中他评论有子一章说：

　　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其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仁心，乃有仁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其先发而可见者为孝弟，故培养仁心当自孝弟始。孝弟之道，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有子此章，所指浅近，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

　　以上感触，确是阐述“仁”内涵之至当至确之语，仅此便知钱先生的国学修为！

　　应该说，杨伯峻和钱穆正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两位学者，若能将杨伯峻的语言学修为与钱穆的国学功底相结合，势必能写出一部更完美的《论语》新解。的确，比较起来，《论语新解》最大的问题便出在语言上。钱穆在序言里指出：“……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可从实际效果看来，平易已不可得，确切更难企及矣。全篇都是半白半文、磕磕绊绊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人读得吃力，且多数译句令人难究其义。

　　例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钱译：仅向外面学，不知用思想，终于迷惘了。仅知用思想，不向外面学，那又危殆了。

　　这句译文，实在讲是有语病的。比如“终于迷惘了”的“终于”，既无出处，又与原文内涵的逻辑不合，使人佶屈聱牙。“那又危殆了”的“危殆”，便是典型的半文不白。这一章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钱先生一译，似乎反见陌生了。

　　又如《论语・为政第二》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钱译：君子待人忠信，但不阿私。小人以阿私相结，但不忠信。

　　“周”解为“待人忠信”已属奇论，而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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