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仍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困境与新路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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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访问学者，曾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2008）、上海市社科新人（2009）、上海市“浦江学者”（2011），著有《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另有论文若干散见于报刊。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的是我自2005年以来写的小论文、随笔和书评。我是个手慢的人，所以别人的书是集腋成裘，我只能是“集腋成袖”。同时也不敢说其中有何真知灼见，这有待读者来评判。唯一可说的是，书里每一篇文章确实都曾费过心力，下过功夫。
费心力和下功夫一方面因为自己就是一个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每日都与这段历史为伴，“吃饭家伙”岂有不郑重对待之理；一方面来自于自己那份莫名的“敬惜字纸”的意识，总觉得既是要见人面的文字，别人满不满意无从把握，但使别人满意的起点就在自己作文的诚意和心气；最后则关乎自己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关切，值得多说两句。
书名“花落春仍在”出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礼部覆试答卷。其时考题出“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云：
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
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香。
鹤避何嫌缓？鸠呼未觉忙。
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
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
白描烦画手，红瘦助吟肠。
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
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
据说此诗曾得到曾国藩激赏，此试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铭心之科场一役。他凭此成了“殿元”，遂命名自家书斋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来正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提示我们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的历史。
现代中国的历史以“变”著称，但如何“察变”却是个到今日仍颇费人思量的问题。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多看到的是变化后的模样（当然是否真是这等模样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变化的过程，更模糊的是变化前的模样。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我们恰恰对这些“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重视不够，以致常常只看到了落花飘零于泥尘的“近代中国屈辱史”，而看不到既有的“春天”究竟是在还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既有“春天”的在与不在变得无关紧要（同时事实上依然还在），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心目中径自发展出了各自想象的“春天”与自以为的“春天”，并为了他们的想象和自以为而努力、奋斗，直到互搏与厮杀。
于是，落花、新枝、仍在发展却不被人重视的既有“春天”和想象与自以为的未来“春天”就这样在现代中国交织掺杂在了一起。这种因交织掺杂而互渗联动的状态既造成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困境，也开拓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新路。
从困境这一面来说，“落花飘零”即现代中国的“黑暗沉沦”确乎是当时每个中国人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但对于此种基本生存状态的回应方式，各人却有所不同，遂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革命、改良、接续、调和等多种方案和主义。1935年陶希圣曾把中国之思想界分为“封建社会的回想的阵营、资本主义的模仿的壁垒和社会主义悬想的阵线”三大阵营。陶氏的说法与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见更深，且其立场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这些阵营、壁垒和阵线之中有坚持中国既有“春天”仍在且相当重要的，亦有笃信“落花飘零”之后必定会有另一个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针锋相对、彼此对立，但其实它们大多都共享着同一个预设，即张灏所说的“前瞻意识”。这种“前瞻意识”让人对其身处的现实有强烈的沉沦感和疏离感，同时对缥缈的未来有无与伦比的热切盼望。我将其称为“一种近于无可救药的未来乐观主义”。
而之所以“共享”，是因为不仅我们常称之为“激进”的那些主义有这种“前瞻意识”，那些曾几何时遭无数人激赏追捧的改良主义等也不乏这样的意识。这从廖平、康有为、梁启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别明白，其“革命”的目标之远、范围之广和着力之深常令人感叹和咂舌，让人不禁要问，真的有改良派吗？究竟谁是革命派？
现代中国的三重连续性困境由此产生。第一，“新社会总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因此现代中国再如何“变”，总有事实上仍在的“春天”，又有读书人想象中的和自以为的未来“春天”。这常使时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赞成复古，又不愿意完全把西洋的整个搬过来”，该怎么办？
第二，正因为有此困惑，从中体西用开始，到调和新旧与接续中西，再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说，它们虽有各自立说的理据，但体现的都是一种以“新旧杂存”的方式来通向光明未来的尝试。张东荪对这种“新旧杂存”的思路做过有力的挑战，其挑战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指出所谓“新旧杂存”很多时候不过是新旧“共存”，更重要的是点明了无论是“杂存”还是“共存”大概都是长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旧的便汰去一分”。这种对“时间”力量的期待会让“前瞻意识”强烈的国人急躁而迫切。他们一方面觉得这样的期待是一种惰性，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另一方面则无奈地发现现实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长大，旧的不可以立刻消灭”，走向光明未来的路漫漫又长远。
第三，光明未来的遥远而不可得，让现代转型中的部分读书人一边经历着“落花飘零”的苦痛现实，一边愈发觉得我们无法依靠“时间”的力量来再获春天。郭沫若就警醒众人说：“不要以为春天去了，永远会要再来！”因此他们从盼望新的春天转换成要主动创造新的春天，要一换而过的是种子，是土壤，甚至是气候。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对那些正在养花以收获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视或无意忽略的态度，进而常常期盼调换一批更善于养花，乃至能呼风唤雨、创造春天之人。但历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调换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坏）。可是这样一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却演化成为一个循环路径：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国民党统治下怀念北洋，时至今日则有“晚清风度”“北洋精神”“民国范儿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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