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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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的发展与甲骨文的发现
在时间上与此平行的，还有其他关于古史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个重要的变化还是和考据学有关。从明到清，考据大盛。不过，清末之前，考据学考索的对象都是书。然而，受考据学的影响，金石学这门原本只是过去文人消遣的学问，开始有了不同的特性。
金石学搜集、记录古文物，尤其注重钟鼎之器。部分古代钟鼎上面刻有铭文，传统上称为“金文”。在考据学好古而且强调记载越古越有权威的价值标准下，金文有了不同的重要意义。由各种条件判断，这些钟鼎之器时代久远，有早至商周时期的。如果其上铭刻的金文和器具一样古老，那么这些不见得能完全辨认的文字，岂不应该比书本和文字记录更真实、更权威？毕竟书上的文字是经过多次传抄才留下来的，金文却原样保持了当时的文字和内容。
然而金石之学，尤其是对金文的研究，有其现实的局限。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文字铭刻保存下来，也没有足够多的古物可供建立器物系谱，辨认各种器物的年代排列，哪一个比哪一个早，进一步探测这件应该是什么时代的，那件又是什么时代的。因此，受考据学启发的金石之学一直只能作为旁枝，而且还是潜流式的旁枝，只吸引了少数人的兴趣。
重要的突破出现在1899年。古史研究者注意到从地底挖出来的龙骨。龙骨是一味中药药材，也就是石化了的动物骨骼残骸。不过，其中有一种上面有刻纹，被认为有神符加持，特别有效，也就可以卖到较高的价钱。这些有刻纹刻字的龙骨，其实就是甲骨。
甲骨是甲和骨的合称。甲是龟甲，不是比较厚、比较硬的背甲，而是薄一点儿的腹甲，盖住肚子的那一块。骨则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不论是甲或骨，使用前要先整治，磨薄磨平，然后在其中一面钻凿一个洞，翻过来在洞底下用火烧，于是被钻凿得最薄位置的另一面，就会裂开，裂开时会发出“卜”的声音，同时裂出不定的痕迹。看痕迹，解读痕迹所显示的意义，就可以揣测祖先的意思，然后再将祖先的意思和卜出的答案，记录在甲或骨上。这是后来历史学家重建的商朝甲骨的用途。
1899年，在河南，突然一口气挖出了大量“卜甲”与“卜骨”。对金石学了解甚深的罗振玉最早发现这和古史间有非同小可的关系。从那时开始，陆陆续续有将近二十万片甲骨到了学者手中，直到1928年，中国考古史上出现了一项关键突破——小屯殷墟的发掘。
今天已经充分明了，小屯殷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古史记录中的盘庚迁殷事件，其中的“殷”指的就是小屯这个地方。先是金石学者，后来是考古学者，被龙骨带领着，一路寻找其源头，终于挖出了规模庞大的小屯殷墟遗址。殷墟发掘的意义非凡，那里出土了宫殿遗址和大批器物，出土了有铭刻的青铜器，还有更多带有清楚铭刻的甲骨。众多甲骨文字提供了确切的证明，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顾颉刚等人断定的中国信史开端应该再往前推，至少推到将近四千年前。
进一步探究甲骨文记录，正如后来《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文中卜问的主要内容是祭祀和兵戎，上面会有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然后会有王的名称。将甲骨文里出现的王的名字排下来，和《史记·殷本纪》上叙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如此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甲骨记录肯定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有根据的。我们不能再指责司马迁是到处捡来各种传说，拼凑成三皇五帝一路下来到夏朝和商朝的故事了。甲骨文帮司马迁平反，之后没有人可以再用轻蔑的态度对《殷本纪》指指点点了。我们难以质疑司马迁的历史记录，也不得不惊叹，司马迁虽然离商朝有千年之久，却在文献记录上保持了准确。
《殷本纪》原来被疑古派划在信史以前的传说部分，也就是不可信的部分，现在有殷墟甲骨证明它其实是可信的，如果《殷本纪》后面这一半，自祖甲以下都和甲骨资料相符，那么有什么道理去怀疑《殷本纪》祖甲之前的记录？再往前推，那么《殷本纪》之前的《夏本纪》呢？是不是也要重新评估《夏本纪》，至少不能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传说了吧？这就刺激了20世纪古史研究中极为热闹的夏史问题，很多新发现的考古遗迹都曾被看作可能的夏史材料。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国通史”课堂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公开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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