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方法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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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校勘方法论／王瑞来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1
ISBN 978-7-101-13569-5
Ⅰ．古…　Ⅱ．王…　Ⅲ．古籍-校勘　Ⅳ．G2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940号
书　　名
　古籍校勘方法论
著　　者
　王瑞来
责任编辑
　俞国林　白爱虎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1⅛ 　插页2　字数30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569-5
定　　价
　39.00元
导言
此书题名为“古籍校勘方法论”，涵盖了三个关键词，“古籍”是讲对象，“校勘”是讲学科方向，“方法论”则为具体内容。其实，说到校勘，主要就是针对古籍而言，对古代以外读物的整理校订一般并不叫作校勘。因而“古籍校勘”是一个毋庸详释的连语。书名的重点是在后面。“方法论”云云，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仅是字面意思，直白的具体方法的讲述。
校勘，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行当。自从有了书籍的流传，甚至在纸张没有发明之前的“有典有册”时代，应当说便有了这项工作。《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西汉刘向所描述的“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讲的都是校勘作业。西汉时代纸张或已发明，但尚未普遍使用，刘向、刘歆父子所校的“中秘书”，无疑就是竹简木牍，至多加上帛书。两人校书作业有一人进行，有两人操作，所以统称“校雠”。后世又因“雠”不雅驯，遂通称为校勘。
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正是从具体校勘作业中产生的。刘向在从事校勘之际，后世校勘所遇到的各种讹误，他多数已经遭遇。如在校勘《战国策》时，“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战国策书录》）；校勘《列子》时，“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列子书录》）；校勘《晏子》时，“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晏子叙录》）。此外，还常见“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别录》）。这些出自刘向的“夫子自道”，把后世校勘常见之形近而误、音近而误都涉及了。《汉书·艺文志》也谈到了刘向校书时遭遇的脱误：“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至少从西汉时起，历代历朝均设置和配置有专门的校书机构与人员，长年累月从事校勘作业。如北宋的欧阳脩就担任过馆阁校勘，他在自述校勘经历时说道：“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馀篇，然多错乱重复。”
宋代科举规模空前扩大，造成知识人一统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朝廷的重文导向，金榜题名的名利吸引，不仅促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更是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刺激了印刷业在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发达。写本、刻本的增多不仅促进了书籍流通，还让校勘走出宫廷，成为读书人的普遍意识。在这个时代，校勘的普及，也使校勘作为一门学问开始被加以具体而细致的归纳。南宋初年史馆修撰范冲和秘书少监吴表臣就拟定有《校雠式》如下：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诸点发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或字有分明，如传记之传，为邮传之传，又为传习之传；断绝之断为断绝之断，又为决断之断；轻重之重为再重之重，又为重叠之重；春夏之夏为华夏之夏；远近之近为附近之近之类，虽本处无音，亦便行点发。点有差误，却行改正，即以雌黄盖朱点，应黄点处并不为点。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所校书每校一部了毕，即旋申尚书省。
这一载于陈骙所编《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的《校雠式》是朝廷校勘的规范，对校勘操作有着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无疑是来自长期积累的校勘实践。《校雠式》中所提及的“点校”，与今天常说的“点校”一语完全是同样的意思。
除了朝廷有这样的《校雠式》，民间也有对校勘方法的归纳如南宋郑樵《通志》中的《校雠略》、张淳的《仪礼识误》、方崧卿的《韩集举正》、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岳珂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等。从南宋开始，科学意义上的早期校勘学专著已经相继问世。在乾嘉之学的熏陶之下，清代校勘之学大盛。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胪列有清代校勘之学家者凡三十一人：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震、沈廷芳、谢墉、姚范、卢文弨、钱大昕、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丕烈、孙星衍、秦恩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骞、陈鳣、钱泰吉、曾钊、汪远孙。校勘之学，其盛于此可见一斑。而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以及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都有对古典校勘学的源流以及理论进行的归纳。
近代以来，对校勘学理论加以科学梳理的，当首推陈垣先生出版于1931年的《校勘学释例》。继之则有张舜徽先生初版于1946年的《广校雠略》和196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较近的则有1997年出版的程千帆先生和徐有富先生的《校雠广义》的目录编与版本编。当然近年还有数种，恕不赘述。
以上简略地缕述校勘学的源流，其实想强调的是，作为文献学分支的校勘学是一种实践的学问，根植于文献的土壤之中。没有了具体文献的依托，校勘学就真的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上述的例举，宋代的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出自对具体典籍校勘归纳，而近代陈垣的《校勘学释例》又名《元典章校补释例》，张舜徽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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