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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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前言
《宋论》，清代学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宋论》及《读通鉴论》，是《遗书》所收两种史论著作，最为著名。《宋论》定稿于1691年，这是王夫之思想最为成熟时期的著作，故书中的史论可以说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学术成果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只重考据而不太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而且他研究学问，不是仅限一隅，而是饱读儒家经典，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故而他能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古人治学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已经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后来司马迁撰述《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随事发论，这成为这两部名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外也有不少学者撰作专门的史论著作，如唐代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宋代范祖禹的《唐鉴》、明代李贽的《史纲评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王夫之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一生治学的晚期，为后人留下两部史论《读通鉴论》三十卷和《宋论》十五卷，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通史的完整评论。这两部书完全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系列著作。因为《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到五代后周，接下来就是宋代的兴起。学者们在《资治通鉴》之后的续作，如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都是在时间上紧接《资治通鉴》的结束之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而从宋太祖称帝的建隆元年（960）年开始。所以读完《资治通鉴》再读宋代历史，正好一年不差地紧接而来，因此王夫之写完《读通鉴论》再写《宋论》，犹如已有《资治通鉴》而续作《续资治通鉴》一样，顺理成章，首尾相接，由此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可以说这两部史论著作，正是王夫之中国史论的上下部。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薑斋公行述》中说，王夫之晚年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目的是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于明朝，生于此朝就是此朝人，那种家国归属感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的，所以他对明朝的灭亡怀有深痛感触。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读史论史，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在这种不断出现的无情残酷得令人心碎的过程中，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使这种局面发生、出现并不可逆转、不可挽救？古人早就说过“履霜坚冰至”，又说这种情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的衰弱无力，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更令不少怀有现实关心的学者感慨不已！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绝不是仅靠空谈轻论就能剖析清楚的，必须追溯历史的完整过程，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的分析，王夫之的史论就正是沿着这条学术道路行走的，而这也正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值得今人研究史学时借鉴参考。
《宋论》与《读通鉴论》一样，都是对全书的完整阅读，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而不是心猿意马，跳跃择取，更非见一叶而不见泰山，论一点而不及其余。所以其书表面上看似乎散乱无章，实际上总是贯串一个主题：这个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把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王夫之正是坚持了这一严谨忠实的治学方法，仔细阅读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所以他在《宋论》中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论点，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让数百年后人们读其书而深感其生命力犹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启发。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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