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十二讲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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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唐史十二讲
黄永年
简介
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计划地研究撰写，还有一些是应人之邀而写外，都是看书时有所发现才动笔。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作者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
目录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1)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2)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3)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4)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5)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6)
论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裴寂刘文静之争
太原元谋功臣和李世民即位时的功臣
李世民与经略山东
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1)
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门之变(2)
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1)
地域问题和世族庶族问题(2)
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1)
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晋王治(2)
武则天真相
武则天和唐高宗
得到人民拥护吗
杀人是否杀得对
男宠酷吏和所谓知人善任
文化上有多少贡献
出生地之争(1)
出生地之争(2)
下台和后遗症
盛世英主唐玄宗
盛世英主唐玄宗(1)
盛世英主唐玄宗(2)
盛世英主唐玄宗(3)
唐玄宗防微杜渐的两项新措施
先说对皇子(1)
先说对皇子(2)
再说对后妃(1)
再说对后妃(2)
再说对后妃(3)
评价
所谓“永贞革新”
所谓“永贞革新”(1)
所谓“永贞革新”(2)
所谓“永贞革新”(3)
所谓“永贞革新”(4)
所谓“永贞革新”(5)
所谓“永贞革新”(6)
所谓“永贞革新”(7)
所谓“永贞革新”(8)
所谓“永贞革新”(9)
所谓“永贞革新”(10)
唐代的宦官
1、来源和身份
2、在什么情况下掌权
3、监军·神策中尉·枢密使(1)
3、监军·神策中尉·枢密使(2)
4、和皇帝、宰相的关系
5、馀论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1)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2)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3)
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4)
目录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1)
我这个人在学问上兴趣广，史学、古典文学以及版本、碑刻、书法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但较成体系的还在于我国的中古一段。4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讨，进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齐、北周、杨隋。今承邀把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况公开，聊博知好一粲。
一我开始接触学问，是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1941年夏天又买到吕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读于敌伪管辖所不及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他讲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又经吕先生介绍购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著者童丕绳（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按理讲我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研究先秦，1946年上复旦大学开始发表的学术文字如《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以及与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只是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唐 史 十 二 讲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
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2)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前此我的文章多在报纸的文史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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