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学史：从战后到当代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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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也是一番反省
許倬雲
王晴佳教授的大作，將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分爲三個階段，指出由史料學爲主流，轉變爲以社會科學處理歷史，而在最近則以本土歷史爲顯學。他由閲讀史學研究及訪問有關學者，取得此結論。他的觀察，能够掌握臺灣學術發展的大方向。臺灣歷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曾有一番努力，致力於擺脱外在政治干擾。然而，在薩依德所稱“族群認同”的要求下，政治終於又捲走了學術的自主性，這是十分令人感慨的事！
王教授將我放在臺灣史學發展的第二代。我上承史語所師長前輩的教誨，第三代的歷史學家中，又有不少曾與我有過師生香火之緣。論所屬世代，我的確屬於五十年臺灣史學發展途徑上的第二代。但是王教授謬許我在第二代史學開展時，曾有前驅之功。這一定位卻不是我敢於接受的。第二代史學工作者努力將歷史學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諸學科之間，多一番觀照，俾彼此都能有所啓迪。那是1960年後二十餘年來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左右的。我在六十年代，正值時代的浪潮涌起，躬逢時會，遂得有參預其事的緣份。至於最近族群認同引發學術政治化的發展大勢，也不是一兩個人可以鼓動，更非學術圈子内的事。緣起緣滅，由當代的形勢，醖釀爲世變。我已年老力衰，早已不在弄潮之列。目前以觀潮人的角度，對於上述世變，自然有一番感慨。
回顧王教授指陳的第一代“史料學派”的時代，其背景是在大陸開展的長期演變。中國傳統史學大致受制於兩個使命。一是以褒貶人物、强化儒家行爲倫理，並以朝代正閏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另一則是研究典章制度，汲取歷史經驗，作爲決策參考；也從研究天人之際及族群關係，作爲參悟人事世變的資料。這兩項使命，遂使中國傳統史學滲雜了相當程度的工具性，不能發揮一門學科的學術主體性。
十九世紀，西方世界挾其軍事與經濟的力量，鋪天蓋地而來，中國經歷了數千年未見的變局。一切單純來自中國歷史的經驗，失去了過去居之不疑的參考價值。西方文明成爲主要的鏡鑒。中國的史學傳統，正如中國文化系統的其他傳統，也必須另闢蹊徑。
救亡與啓蒙，在清末以來，即是中國人必須面對的雙重壓力，歷史學家更難以置身事外。王教授引證錢穆先生與余英時先生所説的“史觀學派”，實際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爲了探索中國的前途，而爲中國及中國文化體系尋找歷史長河上的定位。從梁啓超、章炳麟……以至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不少參戰者，其中專業的歷史工作者其實不多，“歷史”其實成爲知識分子都能自由出入的園地。
從這一時代特色看，社會進化論的唯物史觀，要革西方資本主義的命，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有“與子同仇”的感覺，而且這一史觀許諾了未來的大同世界，也毋寧爲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黑暗中的光明”。這一“史觀學派”的浪潮，在那次“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之後，泛濫各處，遂使有些專業的歷史工作者，也不得不屈從於其先設的主張。
另一個未有命名的史觀學派，應是民族史觀。推翻滿清的口號，本身是漢人的民族主義。這一族群認同的訴求，上承中國“内諸夏而外夷狄”的傳統，下開界定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的新意義。於是張之洞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本末之别，國故學者往往將西方制度及科技學説，在中國傳統中尋找我們“古已有之”的痕迹。日本侵華日亟，抗戰軍興，錢穆先生在警報聲中講授國史，其貫注的精神也是民族史觀。是以《國史大綱》對於中國文化的優美之處，發揚闡釋，甚多卓見。
傅斯年先生推動史料研究，並且建立了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實爲中國第一個現代的專業研究機構。他强調史料本身的研究，是承受了德國蘭克等人研究第一手檔案資料的傳統。這是史學擺脱神學束縛的一個重要轉變。然而，即使傅先生强調史料的研究，他規劃史語所的組織，分爲歷史、語言、民族、考古四個組，也是因爲他在德國留學時，這四門學科都是顯學，而且彼此支援，互相印證。我們必須注意，日耳曼民族要從羅馬教廷脱身而出，重建族群認同，殆屬必然進行的工作。爲了確認日耳曼的族群認同，德國的學術界投身於探索諸侯譜系、民俗傳説、語言演化、遺址考古、城鎮沿革及其世俗特性等項目。傅先生是一位强烈的民族主義者，我們這些臺大的老學生，至今仍能回憶老校長的愛國情操。他爲史語所規劃的四個組别，其實也在以專業的學術分工，將歷史資料羅列於世人眼前，俾世人認識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的由來及其融合過程。基本上，傅先生有其民族史觀，只是他堅持不具先設意見的專業工作，是獲得歷史真相的基礎。基礎不够堅實，則上面建構的歷史，都可能只是意見，而不是知識。在這一點，傅先生堅持歷史研究必須從史料研究爲根本，未嘗不是正本清源之道。同時，由於他理解到歷史發展的證據，不但見於傳統的史籍文獻，也見於考古學、民族學……諸學科取得的材料；於是他提出了“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口號，要求歷史工作者將史料的來源推展及於各種學科工具可以發掘蒐取之廣大範圍，而不限於從故紙堆中找消息。
傅先生對於史料的定義，實已提示我們歷史學應當是跨越學科的學問。王晴佳教授將我列爲臺灣第二代史學的開拓者，以爲我們這一代是離開史料學派，另闢蹊徑。其實，我自己學習研究西方，不過是遵從傅先生取材各方的教諭，借用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諸姊妹學科的方法，榨取更多的訊息，作爲重建古人生活的素材。這是一個發展過程，並未背離史料學派的務實傳統。
王教授指出，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頗致力於將歐美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引入臺灣的歷史研究。是的，我們這一代在五六十年代負笈海外，在美接受了三四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長足發展以致五六十年代的豐碩成果，反觀中國的情勢，三十年代的學術發展一度蓬勃，旋即抗戰軍興，接着又是内戰，大家救死不遑，一切學術發展躊躇不前。五十年代的臺灣，歷史研究秉持三十年代留下的傳統，我的師長們勤奮工作，仍有開掘不盡的資料，取得豐碩的收獲。相形之下，一些社會科學的姊妹學科，則大多有田園荒蕪的窘況。我們到了美國，大致對於社會科學的發展都有深刻的印象。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學位時，韋伯的理論正引起美國學術界的注意。他所提出權力、地位及觀念諸項因素間的互相影響，對於我關注的先秦社會變動，甚具啓發。同時，我在芝加哥學習的近東考古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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