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严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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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目录
序
秦桧研究
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 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
“文本考古学”
《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
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
道学与历史
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
《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书 评
朱熹和他的世界：评《朱熹的历史世界》
参 考 文 献
文 章 出 处
索 引
序
人们常说，“历史像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描述也许适合某些时代的某些历史，然而不论是宋朝历史本身，或是宋代史书形成的过程，都并非如同打扮一个不知事的小姑娘。宋朝历史的塑造更像一位高雅的贵妇在无数的盛装打扮中常以不同的装束与面貌出现。她试图强调或掩饰不同的容颜特征，并展现出多种的形象与姿态。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贵妇不得不涂抹上更多的脂粉来掩饰被岁月侵蚀的容颜。如何看清楚宋朝历史层层严妆下的素颜，正是本书试图研究的主题。
《历史的严妆》汇集了我关于宋代史学的八篇文章。这些文章原本以英文发表于1998年至2011年间，为了译成中文并收入本书，文章都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由我最初对秦桧任相时兴起的文字狱的兴趣发展而来。同时，对记载着秦桧专权时文字狱的史料的研究，也指引我追寻更为根本的问题：现存有关南宋早期历史的主要材料——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可靠程度究竟如何？我的研究与中国学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研究并行，得出的结论也相似：由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重新组织而成的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作者多次加以评注，而现代读者有时会误以为这些后来的评注出自李心传本人。
注1
《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最先发表于1998年，揭示了秦桧在历史上极为负面的形象，如我们在《宋史·秦桧传》等后代评论中所看到的，较早地在朱熹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其负面程度随着南宋宁宗、理宗朝道学的盛行变得愈加强烈。由此扩展而来的两个问题，本书所有文章都多少涉及：道学在孝宗朝及其后的兴起如何影响宋人对本朝史的解释？这一历史解释又如何传播至现代？例如，1177年李焘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初稿至1229年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成书的半个世纪中，道学先是在孝宗朝晚期发展成重要的政治运动，接着在宁宗朝前期遭遇“庆元党禁”，随后又在史弥远主政时期完成了其重新定义、复兴和扩张。也是在这半个世纪中，李焘的专业化史学让位于陈均的理论与教学关怀。现存最重要的两宋政治史著作，如李焘的《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及《永乐大典》本《宋会要》，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情形下编纂的。
注2

元代《宋史》编纂中道学的影响众所周知。
注3

而本书中的各研究则主张这类影响的出现远早于此， 事实上，元代史家继承自宋代前辈的材料与宋代历史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是由道学的政治和教学关怀塑造的。
2007年，我的合作者，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李卓颖教授在明代官员吴讷的文集中发现了秦桧于1155年所作的一篇碑记。石碑现存杭州，原是刻有宋高宗为孔子及七十二贤所撰赞文的15块碑刻中的最后一块，但吴讷将秦桧的碑记毁去，代之以自己的作品。关键的是，秦桧的碑记中使用了“道统”一词描述政治与文化权威的结合，由宋高宗继承自古代圣王。
秦桧碑记的重新发现显示，一些朱熹道学的基本元素，早在朱学形成前已经被宋王朝采用，服务于其自身中兴的政治合法性。从碑记来看，朱熹对道学的构想(尤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可视为对官方政治与文化权威的直接攻击；而与哲宗朝和徽宗朝的政治清洗相比，“庆元党禁”呈现为官方对此攻击有分寸的回应。秦桧碑记也证实，在道学运动得以塑造秦桧的负面形象之前，其首先需要去除秦桧原有的官方正面形象：辅佐高宗收回道统、恢复王朝的宰相。
本书中的各个研究，或可称为“活”的史学史。十多年前，邓小南教授提倡进行“活”的制度史研究。这类研究认为宋代政治机构不只是静态地在机构图表中占据一席之地，更将其视为动态的、活动的有机体，通过相互关联的“行为”与“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既在彼此间也与社会中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
注4

循此思路，国际宋史学界在重新形成对宋代的整体理解上取得了许多进展。然而，对如何将相似的取径应用于宋代史料，进而得到“活”的史学史，成为达成整体新认识的重要障碍。
身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我尝试运用得自两种史学传统中的方法。例如，我并不精熟解构理论，读者也将发现在本书中不易见到解构理论常用的技巧和词汇，但本书的内容反映了解构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首先，大多数被我们当成历史“事实”接受的内容，实际上是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对历史学家来说，真正能够证实的“事实”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相当稀罕的物件。其次，由于这些事后的形象是经由语言创造并代代相传，他们是文学叙事产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作为宋史研究者，我们幸运地从宋人那里继承了内容深入而广泛的宋代档案与史著，这些史料叙述了许多包含丰富细节的“事件”。但少有历史学家会天真到不加区别地、逐字地接受对所有“事件”的每种描述。学者不能够无视材料各自不同的来源与传承至今的历史，仅仅搜集议题范围内现存的所有材料并对经过组合的细节进行解说来进行研究。“死”的史学(史)不可能产生“活”的历史。
好在，宋代的材料常常存在着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官方与非官方史家都通过抄录(以及改造)既有记载来生产“历史”。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反转这一过程，将文本上互相联系的各个叙述分层还原为它们首先是被撰写、然后是被编排到一起时的编年顺序，会得到许多收获。 运用这一方法，我们有时得以察觉后来的作者修改原先的文本，或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制造过去事件的新印象。考古学家随着遗址挖掘的进行，经过一个又一个地层，也在回向更早的过去，以此类比，我们宋史学者也可以进行某种“文本考古学”。与其如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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