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6：理解日本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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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topic | 专题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学术与政治——葛兆光关于日本现代“中国学”（或“东洋学”）的答问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美国的日本学：从占领到融合——历史学家约翰·道尔访谈
海外的日本研究
斯卡拉皮诺：亚洲的积极理解者
昨日和今日的世界——专访历史学家入江昭
宏大叙事背后的中日战争——拉纳·米特访谈
基于历史事实的钓鱼岛问题——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矢吹晋教授访谈[1]
“脐带”是怎样炼成的——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攻防战
“迷惑”的“麻烦”？——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公案
蒋介石的外交成功和挫折——以领土言论为中心
interview | 访谈
虚荣时代的诗人——张大春访谈
photo | 影像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北野谦的观念摄影艺术
essay | 随笔
一个现代德国的犹太家庭
关闭太阳：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
book review | 书评
车站前的历史浪漫主义
革命与背信之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预言书——兼谈“京都学派”
SUMMARY
Contributors

topic | 专题

备受历史折腾的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
撰文：辻康吾
翻译：刘柠
就日本中国研究的整体而言，一个是主要为“汉学”所一路承担下来的对古典中国的憧憬与研究，单纯作为日本教养的一部分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以深刻关涉日本“国益”的形式而勃兴的对近现代中国的关注。这两股潮流并存，虽然均以同一个中国为对象，却从未统合。
当我们思考日中关系的时候，无论对哪一个领域，常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居然走过了一个如此密实错综的过程。就近代以降日本的中国研究而言，无时无刻不在以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到思想变动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为背景，经历着在研究方向、内容和方法上的持续变换。这种变换不断积累，集腋成裘，成峰耸立，嘲弄着对中国的思考。接下来，关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侧面及包括这一层在内的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我将循着几个问题的线索，陈述一下我的想法。先讲两则对问题解决的路径有所启发的插曲。
其一，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日本国内少数人认为，它在二战中只是输给了美国及其原子弹，只需搞好与美国的关系，不用太关心其他国家的关切，希望日本放弃这种错误危险的历史观。”（2013年10月8日，崔于美霍普斯金大学的演讲）。说起来已经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我与美国学者一起讨论时，也谈到过同样的问题，说多数日本人并未意识到与中国真的打过仗、打输了。崔大使的指责姑且不论，对日本人来说，此前的战争“敌国”——对日“战胜国”，确实首先是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另一件事，是大约三十年前，我带日本学生去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一个学生看了附近的展板后，跑到我跟前来对我说：“老师，您说的是真的，日本是跟中国打过仗。”作为一种知识，他们虽然知道日中战争，但至少没有实感。
这种历史感觉的不一致性，在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交涉中，也未曾消解。两国所承认终结者，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所谓“战争状态”和“不正常状态”的终结，对国家的胜败，则完全没有触及。其理由在此先不谈，但众多的日本人在邦交正常化阶段，尽管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本身欢迎热烈，但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作为国家的日本是中国的“战败国”。对日本人来说，日中战争好像是一场有“敌人”却没有“敌国”的不可思议的战争。另一方面，就中国而言，虽然一向认为日本是曾经的“敌国”，中国是“战胜国”，但正如所谓“惨胜”的说法所传达的那样，中国抗战的“胜利”是胜利感大打折扣的胜利。当然，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友好”的一味强调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其后的历史教育中，“战胜国”宣传归宣传，但在“丑化”对手的抗日电影中，那种作为“胜者”的喜悦，终究是无法翻过头来体验的。
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如果说对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所亏欠的话，与其说是作为国家层面的“败者”，毋宁说如《日中联合声明》中所写的那样，是对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域的人们——即“中国国民”所造成的损害。这种道义上的“亏欠”和“补偿”，已经反映在“联合声明”中和其后历代日本政府的姿态中，特别是在与中方的民间交流活动中也有所反映。
之所以触及上述情况，目的并不是要议论一番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而是想指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日中关系的原点，实际上要追溯到近代以来的日中关系。至少，对多数日本人来说，意识到中国是“敌国”，似乎只有在日清战争时期和日中战争末期——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正式对日宣战之后的一个时期。这种完全不视中国为敌国，或者说不能如此的日方姿态，使从日本战败到邦交正常化的近三十年间，尽管两国分属东西方不同的阵营，除了一部分言论之外，并未相互视为“敌国”，以民间为中心，期待邦交正常化及扩大交流的动静也很大。举例来说，如1964年，即使在中国首次实施核试验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日本人感到如今天的那种“威胁”。正因为有邦交正常化及其后对“日中友好”的欢迎，在回溯历史时，才会对被当成“敌国”感到困惑不解。而如此历史感觉的成因，是复杂的日中关系，这在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也有所反映。
明治维新以降，推进急速近代化的日本在中国研究领域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即肇始于利玛窦（Matteo Ricci）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笔记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和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近代历史学（或曰实证历史学）的传入。此前的日本，长期以来，主要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有所积淀，再加上江户期的长崎情报
[1]

，形成了与“国学”、“洋（兰）学”并立的被称为“汉学”的学问。但是，明治维新以后，从历来的“汉学”与新“史学”在中国认识问题上的重大分野中，又诞生了被称为“支那学”和“东洋史学”的新框架。因此，出现了众多冠以“支那”、“东洋”、“东亚”等称呼的机关、讲座和学会，也产出了庞大的业绩。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在地域、时代和方法论上的多样性，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明确。与所谓“亚洲”的话语一样，“中国”这种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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