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艺术史陆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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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国画家与新国画
传统问题
黄宾虹
齐白石
张大千
其他传统主义画家
传统主义思想、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新国画：岭南画派
国画家与新国画
齐白石　《篓蟹》　（局部）　中国画
传统问题
基于我们对“中国画”一词产生的背景的了解，大致说来，“传统”被认为是以晚清为线之前的那些知识与相应的制度。由大多数人或者一般教科书确认的传统被认为蕴含着神圣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个知识系统，假如一个人对这些系统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通常会被视为缺乏品行或者没有教养，传统被认为是深厚而难以统摄的，一个人的一生是否有可能真正理解传统经常成为传统主义者的疑虑。中国人的一般经验是，对经典词句琅琅上口或者能够出口成章数出典籍，大致成为一个人是否理解传统的具体判断依据。然而，当革命爆发的时候，传统通常容易遭到损害和否定。革命者总是认为现实的停滞不前正是那些蕴含在传统里的制度、习惯、礼仪、思想以及信仰阻碍的结果，所以，革命通常会笼而统之地否定以“孔子”、“老子”、“朱熹”、“四王”——如果是说书画问题的话——为名的传统。在这样的形势下，曾经被认为必要的品行与高尚的教养迅速失去影响力。然而，每当社会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时，任何阶层或者大多数的人都会平和地使用“传统”这个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词，仿佛传统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传统”经常扮演着被“抛弃”和被“找回”的角色，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里，人们始终没有在涉及“传统”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们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与传统思想的调适”一章里已经看到，1840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称的传统受到明显动摇的时间，之后，即便是那些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也不得不认为传统处在深重的危机之中。传统的重要性于精英人物那里首先表现为他们对国家与民族存亡的担心，他们对祖宗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度、思想、礼仪、伦理与品德为什么没有避免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失败而感到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他们不得不使用属于西方文明的工具，希望改变国家与民族的被动状况。对传统的理解是一个持久的课题，按照“传统”这个外来词的字面含义，传统其实就是那些已经被确认的、随时间积淀的制度、习惯、思想、伦理以及文化艺术的遗产。所谓“发扬光大”，往往是后人对前面的传统增加或者融入了新的东西。其实，重要的不是用文字去辨析“传统”的内涵与外延，这不仅是因为来自西方的科学理性不能完全解决人的非理性生活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在一个由具体的人管理的人类制度——无论这是什么制度里，“传统”这个词语总是受权力者、利益集团、无意识语言甚至虚荣心安排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将传统问题复杂化，因此，对于传统的理解始终都是不确定的。在那些更多地看到革命对既成现实造成整体性破坏的人看来，他们相信人类的意义正是在于保留与继承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他们坚持认为，在硝烟弥漫的世界里，清理传统并给予不断理解的工作仍然是崇高与不朽的，如果不是因循守旧，这样的工作将是拯救国家与民族的革命目标的一个部分，因为谁也不能否认革命的最后目标是激活并发展拥有传统的文明。
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在幼年接受的影响没有任何特殊性，1872年，他开始阅读四书五经，1875年始兼习诗文词与书画。1899年春，即戊戌变法的第二年，黄宾虹第一次被控涉嫌“革命”。1905年，黄宾虹参加安徽工商勇进党，1906年，黄与许承尧、汪律本、陈去病、江暐等人组织“黄社”，他们通过对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的“非君论”的重视，来阐明推翻满清的道理。次年，黄宾虹因被清政府以“革党”罪名控告，逃往上海。无论是否因控告或出于偶然，黄宾虹与黄节、邓实、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对民族的概念和“文”之于民族存亡的重要性的看法是相似的。正是“存学救世”的思想使黄宾虹成为“国粹派”队伍中的一员。1908年，《国粹学报》第45、48期刊用了黄宾虹的《滨虹论画》，黄宾虹以“画源”、“派别”、“法古”、“院体”、“重品”、“尚文”向读者介绍中国绘画历史，黄开始了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重新认识。1909年，黄宾虹接受邓实的挽留，参与保存国学的编辑工作。1910年春，黄宾虹参加了中国书画研究会。从“简章”内容来看，这个作为题襟馆书画会前身的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数为传统书画家——他们希望通过研究会“随时晤叙，互相考证，以为保存国粹之一助”。
黄宾虹　《设色山水》　中国画　31cm×21.5cm
1911年，黄将自己的名字最后改为“宾虹”，早年他因为祖屋附近的“滨虹亭”而以滨虹为号。这年3月，黄宾虹开始编辑出版《美术丛书》。这套直至1936年出齐的丛书（共计160册）为黄宾虹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和声誉。丛书涉及的范围为“书画，雕刻，摹印，瓷铜，玉石，一切文艺古玩、古物”，在新名词“美术”的题目下从事传统艺术的收集、整理与介绍的现象表明了黄宾虹谨慎而执著的态度，至少，他与他的朋友们开始接受来自异国的概念对不同形式艺术的归纳。
黄宾虹像
1912年，几乎就是黄宾虹筹备发起“贞社”的同时，他已经与广东来上海的高剑父、高奇峰有了结交。尽管他们之间关于中国画的看法完全不同，但是，黄已经在5月13日出版的《神州日报》里将“二高”的“《真相画报》出世之缘起”发表出来。黄在此时的身份延续着他之前革命同路人的角色，满清政府刚刚被推翻，革命者不仅面临建设新的民国，同时也遭遇着对民国政权的权力结构以及民国未来的诠释。黄早年的政治经历使得他与“二高”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分歧。黄宾虹也许没有兴趣与高剑父讨论不同的看法，或者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揣摩着艺术领域里的变化。当“二高一陈”全面推行他们用西洋技法改造中国画的“折衷派”的时候，黄宾虹在为陈树人于1914年出版的单行本《新画法》的“序”中婉转地提醒了这些革新的岭南人：“画法常新，而尤不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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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的焦点是，黄宾虹始终不同意利用西方绘画的技法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无论他与那些改革者——陈独秀、“二高一陈”、徐悲鸿、刘海粟等——有怎样的私人关系。
1909年至1939年其间，黄宾虹在上海的主要时间是在报社书局从事涉及政论、国学、绘画领域的编辑工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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