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同情 - (EPUB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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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内容：

译者序
“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当我到了咖啡店时，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总是已经在那儿了。我在门口稍作逗留，好仔细观察他。他埋首于文稿中，全神贯注，像是有个无形的罩子将他与四周的人隔绝开来。他的手中握着支铅笔，他的阅读总是立即转化成批注和评论。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到我，露出那特有的诙谐坏笑。”2013年6月23日，69岁的汉宁•里德因病在柏林去世后，他的友人、法兰克福作家马丁•莫泽巴赫如此回忆。
汉宁•里德生于1943年的西里西亚，父亲为明斯特的哲学家约阿希姆•里德。他曾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艺术史、哲学与古典学，翻译出版卢梭作品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柏林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颇为活跃。虽然汉宁•里德没有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甚至未取得学位（除了汉堡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但这并未妨碍他成为文字考究的旧式学人，欧洲人文思想中独具品位的漫游者。与其父亲不同，汉宁•里德的作品从不追求体系化的思想构建，他的作品以流动思维中屡屡出现闪光点而著称。作家莱纳尔德•戈茨曾在《明镜周刊》撰文评论道：“汉宁•里德的思索来源于文本，产生于他与古典思想家的对话之中。进入这场对话的读者将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抵达质疑、矛盾、答案，当然最好是与作者达成认同。（中略）里德的文风在追求写作的另一种原始功能，这就是捕捉跳跃着的思维过程。里德收集起那些灵光一现、那些闪烁在思维之聚散离合中的无数个顿悟的瞬间，接着以诡辩的方式使这些偶尔迸出的思想火花变得通俗易懂。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自我’看似是消失了。”
作为非学院派的散文家、媒体人与思考者，汉宁•里德在作家、人文学者及各式知识分子之间交友甚广。1985年，他成为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人文学》板块的责任编辑，到2008年退休的二十多年里将该板块耕耘成一块现代媒体中已十分罕见的、充满了古典人文气质的园地。除了本书，里德本人的主要作品包括《长影子》（1992）、《东河岸边的楼群风景：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2000）、《笔记本》（2010）、《伤者的嚎叫：关于残酷的讨论》（2013）。其中《笔记本》获得2011年的莱比锡书展奖。
本书的德文原版早在2003年就已问世。当时正值红绿联盟政府的执政艰难期，长期的经济低迷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成为德国媒体最关注的话题。欧洲难民危机尚未发生，其所激活的一些传统道德哲学问题，譬如道德的对象应如何界定、如何区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我们”与该共同体之外的“他者”，在德语公共圈内亦未引起广泛争论。汉宁•里德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正在对传统的道德情感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作用。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近旁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带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会不会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
本书即是汉宁•里德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的思索。里德指引读者进入十八世纪的思想世界——这是欧洲社会迈入近代初期，各种道德信念随着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开始互相碰撞，相互作用的时期。通过援引古典哲学家们关于道德之有效范围的争论，里德将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本连同其产生的背景一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与作者其他的作品类似，本书并非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来论证具体的观点，而更像是一系列围绕着同一个论题展开、相互之间关联较为松散的哲学随笔集。
第一部《杀死满大人》，以巴尔扎克《高老头》中，主人公拉斯蒂涅与友人毕安训之间的一段对话开场。拉斯蒂涅问，若单凭使用意念就可杀死一位远在北京的满大人并因此致富，是否值得试试看呢？以经典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追溯这一桥段在启蒙以来的欧洲思想史中以千变万化的姿态被反复引用的谱系，里德发现，围绕着道德感、同情心之有效范围的论争最早发生在启蒙哲人之间。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哲人主张，人应当致力于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升华，让陌生、遥远处发生的灾祸像降临在邻人亲友身上的不幸一样震撼他们的内心。卢梭则持相反意见。基于自然法的道德传统，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人只能在与人的现实交往中获得道德感觉；对陌生他者的道德责任感，并非源于人的自然状态，而是通过教化习得。众所周知，对于自然社会、自然感情，通过规训、制度化逐渐走向“文明”的叙事，后期卢梭抱有十分怀疑与消极的态度。他警惕对“文明”的笃信与对普世人性的盲目乐观，并暗示毁灭的种子恰恰就埋藏在文明社会的芻歌猛进之中。卢梭对进步主义的嘲讽、对经济合理主义的批判、对文明及其命运的怀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浮出水面。弗洛伊德援用满大人的桥段——虽然弗氏对“自然状态”的认识与卢梭大相径庭——来表明他对文明进程的认识：文明发展的逻辑中孕育着倒退的危机。
第二部《道德的地理学》爬梳了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哲人们围绕着“是否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普世道德”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思考。大航海时代让欧洲人有机会去探索地图上未知的地区，带回关于异域的见闻。其中各种光怪陆离的习惯与礼俗引发人们对身边习以为常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相对化的思考，同时追问，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运行着的，究竟是不同的真理，还是真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问题意识在法国哲学思想中的分歧，体现为伏尔泰在处理卡拉事件时标榜普世正义，呼唤一个覆盖全人类的法庭；而贝卡里亚等人则主张，法律与道德具有地理上的局限性。换言之，当犯罪行为触犯了某地的公共安全，理应由该地的司法机关来进行量刑。这就离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提出的边界理论（amity lines）不远了：和平、契约、规范与睦邻关系仅仅在边界的这一边有效，越过边界则进入了不法之地。任何一位熟悉德国思想界的读者，对里德与这位“危险的心灵”之间维持多年的忘年友谊都不会陌生。通过援引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关于自然风貌塑造 ............

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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